情侣机器人对婚姻与性伦理的挑战初探

机器人伦理是科技伦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与人类关系比较密切的情侣机器人将引发与传统的婚姻伦理、性伦理相冲突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看待人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爱情,情侣机器人的地位与权利问题,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性关系是否道德,是否可以虐待情侣机器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及其解决,需要哲学家、科学家、制造商与使用者共同面对,从而使机器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研究

伴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越来越融入当前的社会环境,它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具备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工道德行动者。一些学者认为康德哲学为建构人工道德行动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相较于易受感性经验影响的人类行动者,以康德哲学为伦理框架设计的道德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资格作为康德哲学语境中的道德行动者。不可否认,康德伦理学对建构道德机器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也应该是机器人伦理学研究中的必要目标。但是,按康德伦理框架创造的人工道德行动者是纯粹理性的道德机器,缺失了真正道德行动者应该具有的实践性情感能力,因此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不能获得真正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     

从实在论走向关系论:机器人伦理研究的方法论转换

在探究机器人道德意义的进程中,机器人伦理学内部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方法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和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建立在机器人的客观本质和特征之基础上,这既使它陷入了巨大的理论困境,又使它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实践悖论。通过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与机器人在具体的人-机器人关系中呈现于人类意识面前的表观特征相关联,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它不仅避免了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和实践悖论,而且还对人类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确证了从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走向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必然性。     

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

将人工情感作为社交机器人的典型特征之一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于人工情感的不真实性和人类情感的真实性之间的失衡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其中主要体现于社交机器人对人类同理心的"操控性"和其"欺骗性"。人类需要从法律、伦理监管,社交机器人的优化设计,以及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调整等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地应对相关伦理风险。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发展伦理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伦理基础

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只关注社会“如何发展”而不关心”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发展”的问题，它只是关于社会发展的“, 而缺少对社会发展的哲学反思，价值评价与伦理的约束和规范。生态伦理学由于它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也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伦理的基础。发展伦理学正是适应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需要提出来的，它集中解决的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和伦理规范的问题，因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的，伦理的基础。     

如何使数字人类更具可持续性：一种伦理学的分析视角

数字人类的出现在有效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等快速变革和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如犯罪、伤害、偏见、隐私泄露、尊严受创等伦理问题。充分应用数字人类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前提是要使数字人类将人类当作目的，而非工具，归根结底要对人类做出善的行为，从而有效规避数字人类对人类造成伤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知晓数字人类需要被作为“完全道德代理人”而存在，进而将其放置于与人类平等的地位。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

在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张力域,技术伦理“匡正技术”的效应的极其有限性的原因,可理解向技术“事实”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的滞后性、技术伦理理论间的冲突性、“物的依赖”社会的技术的利润本性等,以及其间的非线性整合。期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的“伦理剃刀”仅仅是一种奢望,对技术“匡正”效应的极其有限性是技术伦理的“宿命”。     

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创新了现代医疗形态,在临床应用、功能康复和智能陪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在人机交互安全性、患者医疗信息隐私保护、医疗责任归属及社会公平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伦理风险。反思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并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风险是正确处理机器人技术与人类发展的解决之道。在大力提倡机器人应用的时代背景中,需要对医疗机器人在负责任创新、主体权利保护、机器人道德能力建构等方面进行伦理设计和伦理反思。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生态伦理的文化进化基础

人类应当把道德翔不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道德的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进化是一个人类自身不断革命的进程，道德进化不能终极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之内，道德的出现标志了人对自身天性或血关系的超越，而生态伦理的出现则意味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是人类在地球上的道德进化的真正完成。在自然面前，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去实践这个伟大的生态伦理。     

食物环境伦理的科学主义误区

食物环境伦理是随着环境伦理的发展而被提出的，是食物伦理的新要求。为了应对食物生产、分配、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食物环境伦理提出“有机”“本土化和季节化”和“素食”的三个核心诉求，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的食物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的食物环境伦理存在着科学主义误区：过度依赖科学作为基础，从而把伦理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变成了用科学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误区将会导致道德上的选择困难，解构目前的食物环境伦理以及降低人作为道德主体地位。为了走出误区，首先应该适当区分科学和伦理的不同论域；其次应更多地关注食物环境伦理所汇总的人文价值和社会问题；再次是将食物环境伦理建构在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更广泛基础上。     

论信息安全的道德防线

信息安全不仅需要技术、法律层面的保障,而且需要构筑必要的道德防线。对于信息安全负有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开发者和信息系统的管理者。与此相对应,可以设定有关信息安全的三个系列的道德准则。黑客伦理作为黑客亚文化群的行为准则,既可能导致危及信息安全的行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道德意义。     

人工道德智能体何以可行——基于对价值敏感性设计的审视

人工道德智能体自主程度越来越高,其引发伦理困境的实质是自主机器系统的“技术偏见”与人类伦理价值的冲突.当前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建构依赖的特定技术模型或伦理理论并不完善.价值敏感性设计为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实现提供多维视角,是一种整体性、动态性的实践方法论.在该框架下,人类价值被系统性分析并被嵌入到人工道德智能体之中,但该方法仍...     

生态旅游的生态伦理抉择

20世纪70年代生态伦理学的勃兴和80年代后开始盛行的生态旅游，是后工业化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认知和新的实践。生态旅游满足人对自然的精神需要，但生态旅游以其伦理标识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旅游。生态伦理的人类应当保护自然的道德命令支持生态旅游发展，但生态旅游所选择的是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没有在生态旅游实践中得到支持。     

论机器人道德能力的建构

在机器人与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背景中,建构机器人的道德能力可以使机器人更好地与人类相处,并维护人类的基本利益。机器人道德能力的建构与人类道德能力的培养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从人与机器人互动的角度看,需要在考虑人与机器人道德地位不对称性的基础上,从机器人外观、社会智能、人工情感等方面入手,建构机器人的道德能力。     

人类需要治疗性克隆

本文认为,治疗性克隆符合生命伦理,人类需要治疗性克隆.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指导下,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社会都应该理解和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