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盗名盗版算书几例

文中揭露了清代三起算书盗版事实：第一件署名“徐光启著”的《定法平方算术》是盗自《数理精蕴》下编卷11“面部一”；第二件是张楚钟的《算学心悟》被盗为“李善兰壬叔撰，张之洞刊行”的《西算心悟》；第三件是方恺的《代数通艺录》被盗为“英国傅兰雅口译、全匮华蘅芳笔述”的《代数菁华录》。其特点都是利用知名数学家盗用他人或不太知名者的著作。     

“通玄教师”汤若望

客有多髯者,天涯结德邻。技余奇器录,心印古时人。问俗谈偏胜,探文理入新。往来知不厌,长此引光醇。〔清〕庄冏生《赠汤若望诗》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5.1—1666.8.15),一位来自莱因河畔科隆的德国传教士,自1619年抵达澳门,1623年进入北京以后,在这块东方异国的土地上生活了47年,历经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康熙五朝,身兼中国朝庭高官、天文学     

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

自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至清末,一直存在着时起时伏的“新旧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了一种“西学源于中法”说,此说对清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清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数学发展的情形,对它的形成过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西学源于中法”说从目前笔者见到的资料考察,此说最早由康熙提出,经梅文鼎(1633—1721)、梅(?)成     

与牛顿齐名的清初数学家梅文鼎

正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二月七日(1633年3月16日)生于安徽宣城(今宣州市),他是中国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他专心致力于天文数学的研究,曾在臬台金长真幕下当教席。在天文、数学方面的成果丰硕,有《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80余种著     

漾濞县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漾濞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核桃嫁接年代深远，据康熙20年（1681年）壤黔志略卷五抄本记载。胡桃皮薄如纸，山核皮厚可榨曲”。特别是康熙《云南通志》卷十记载“核桃（大理漾濞者佳）”。并且现存有二、三百年嫁接泡核桃树生长。文献和实物说明至少在300多年前漾濞发展核桃已采用嫁接技术。     

华蘅芳的方程论研究

通过对《诸乘方变式》、《开方别术》、《开方古义》等著作的研究，阐述了清末数学家华蘅芳（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年）在方程变换理论、整系数数值高次方程求根方法，及其对“开方作法本源”的新探索等方面所作的出色工作，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清代数学家关于方程论的研究领域。     

伟烈之谜三部曲——一行观测磁偏角

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1859年发表《中国磁针》一文,称8世纪僧一行早就发现磁偏角。因为伟烈氏未提供资料出处及中文原文,此后中外汉学家们不断地寻找其原文,均未成功。现已查明,伟烈氏引文出自他的中文藏书:清代学者张作楠《翠薇山房数学》中的《揣籥小录》(1820)。中文原文为:"僧一行尝以针较北极,针指虚危之间,极在虚六度初,针实偏于极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极偏右则知南极偏左矣。"这段资料源自陆燿《切问斋集》一行遗闻,而《切问斋集》一行遗闻源自杨光先《针路论》"一行针诀""虚危之间针路明,南方张度上三乘"。李淳风《针石论》和杨光先《针路论》"一行针诀"揭示:指南浮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不晚于8世纪。     

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颁奖

西北大学数学系曲安京博士《再论刘徽关于阳马与羡除公式的证明》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博士《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两篇学术论文（均刊载于台湾新竹《清华学报》）荣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此奖由...     

《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

《淮南子·天文训》提出“太昭”说，迄今已越两千年，却一直未获破译。甚至还遭到过清代王引之的武断误校，以致在中国哲学史界和中国科学史界留下错误影响。该文通过考证，追溯了“太昭”说的思想渊源；揭示了“太昭”和“虚”的概念内涵；统一了《淮南子·天文训》宇宙起源模式的两种陈述；对王引之的系列错误论点给予全面否定；并认为，“太昭”说是宇宙起源于光气（发光的气）学说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     

清乾隆朝钱塘江河口沙水测量与科学治潮

乾隆朝建立起的钱塘江河口沙水测量与定期奏报制度,使该河口有了系统的水文观测,推动了对河口沙水变迁规律的认识,对治江防潮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梳理了自东汉至清初历史上人们对钱塘江涌潮和水文知识的认知变化过程,在此背景下,基于清实录和清宫档案还原了钱塘江沙水测量的起源、惯例的形成、制度的确立与运行,并进一步分析了乾隆朝沙水测量与奏报对治江方案和塘工决策的影响。认为乾隆朝形成的钱塘江河口沙水测量与奏报制度,使治江防潮及筑塘决策更为合理。     

清代的流星观念和观测

本文论述了亚里士多德“流星属于大气现象”在清代中国的传播，认为虽然第谷同体系在清代的天文学家中有较大的影响，而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也有一定影响。作者考察中西流星观念２交织下的清钦天监的天象观测制度，和清代流星记录的产生过程，发现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举例分析了清代流星记录的分布及其特点，发现《清实录》和《清史稿》的流星记录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地方志和笔记中的记录科学价值较低。     

五角大楼训练“通灵大兵”用意念杀死山羊

据英国《每日邮报》、《每目快报》报道，把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通灵者”招募起来组成一支“通灵部队”，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别以为这是好莱坞电影编剧臆想出来的情节，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显示，这个比科幻小说还荒唐离奇的故事事实上的确在美国军队中真实地发生过。     

博物学视角下的清代宫廷绘画研究

近些年，科学史、博物学文化、视觉文化、图像史学、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等学术探究几乎同时用于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其中博物学视角的分析具有独特性和基础性，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历史和地方性知识，充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之分类学、生态学知识对作品进行基本的“识图”描述，揭示当时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场景和认知水准，进而讨论其文化、历史、政治含义等。清代宫廷留下大量博物题材绘画及相关档案材料，对它们进行博物学细节和地方性特征的分析，在现在看来非常有必要。清宫绘画在继承汉文化、融合满洲文化以及反映中西物质和文化交换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博物学特征。这些清宫绘画案例的实质性分析将为古代美术作品的博物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前景的可能性方案。     

中国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连发枪

比欧洲早200多年的连发枪鸦片战争时期,不忘"骑射乃满洲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中国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实,早在康熙时期,著名的兵器发明家、火器专家戴梓在连发火器的研制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他发明的"连火铳"在当时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的火器,并且一度被后人称为清代"机关枪"。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却没有被康熙采纳。     

易学与科学:康熙、耶稣会士白晋与《周易折中》的编纂

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对欧洲所藏白晋《易经》手稿的分析,指出白晋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他不仅向康熙传授西方科学,还把《易经》和《圣经》相比附,同时着意发掘《易经》中所含的数学原理;通过对《周易折中》编纂过程的梳理,揭示康熙、李光地和耶稣会士的来往和互动,指出白晋对此书的编纂起到了一定作用;并认为康熙对《算法统宗》的兴趣与白晋易学象数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为清初学术史、儒学和科学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学术研究重在立道立德和反媚防变

学术研究的最高和最根本的要求是“立道”和“立德” 。所谓立道，就是要向宋朝学人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近思录拾遗》）学者之道，就是要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求真务实和为民请命。这是自然和社会（归根结底是社会）赋予学者的“绝对命令”（康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把立道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立道又和立德密切相关。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告诫人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者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     

“蒸汽机”探源

在19世纪中后期,汉语中有关蒸汽机的名称有很多,但这些名称大部分使用时间并不长久,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汉语中“蒸汽机”最早出现于1875年丁韪良编纂的《中西闻见录》。“蒸汽机”来自日语,不过在日本现在已经不太用了,然而,这个词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而且成为标准术语。     

先秦科学思想管窥——以《诗经》与《楚辞》关于"天"的认识比较为例

《诗经》与《楚辞》中对“天”这个哲学范畴有很多的论述,它们分别在具有人格意志的主宰之“天”、表示道德法则的义理之“天”,以及代表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自然之“天”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显示了南北科学思想的差异。     

达尔文涉猎中国古代科学著作考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在奠定与充实其生物进化论过程中，曾广泛利用中国资料。但他利用这些资料的情况并非总是清楚的。本文试图将他获得中国资料的西文书刊与中国原著内容加以对比，展示达尔文利用《齐民要求》、《本草纲目》、《便民图纂》、《三才图会》、《七修类稿》、《康熙Ji暇格物编》、《大唐西域记》、《周礼》、《康熙字典》及《竹谱》等10部中国古籍的过程细节。在作这项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试对达尔文英文原著作出某些文字校勘，并提供其著作中某些段落的新译文，供国内外同行参考。文内给出中西有关史料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