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本文以股权激励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我国家族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建立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的回归模型,进行总样本和分类样本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的家族控制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较不实施低,高管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持股比例高于5%的堑壕效应不支持,股权激励对职业经理人比家族经理人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能力与绿色创新——基于管理者环保意识的调节效应

以制度理论、高阶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探讨管理者环保意识在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和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新的整合框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影响更强；管理者环保意识正向调节强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对激励型规制和绿色创新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在强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股票回购能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供给侧改革背景的实证研究

2017~2018年，金融去杠杆的推进使得股市低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股票回购的内容进行了专项修订，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开始大规模进行股票回购，以提升企业价值。本文以2017~2018年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了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票回购、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回购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高管持股则可以调节这种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印证了利益聚汇假说在股票回购领域的重要性，也为上市公司实施回购提供了新的参考。     

绿色发展视域下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

以工业企业为对象,从绿色发展视域考察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力度越大则企业绿色创新动力越强;相较于反应型环境责任,政府环境规制对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通过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来发...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 ——带有管理层约束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展离不开公司内部的创新能力,如何降低市场风险来推动企业发展是实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管理层短视的视角,采用国泰安研究数据库中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管理层持股和长期负债水平会正反两层面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结论从企业角度揭示了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内在影响,对加速企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股权性质与高管股权激励效果：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对于我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的研究结论一直有争议,这可能与我国的制度背景有关．我国特有性质可能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采用PanelData回归方法,检验了2000年至2005年间4200个样本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不显著;但是,对于非国有控股股东,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国有控股股东的激励效果则仍不显著,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高管团队特征、高管团队持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资源型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融合高层梯队理论与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高管团队持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特征(任期、教育水平、教育专业以及职业背景)与高管团队持股显著影响技术创新,并且高管团队持股在高管团队特征与技术创新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权力、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2000~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的样本，首先检验高管权力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然后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及其异质性对高管权力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越大，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区分不同负债水平后，高管权力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负向关系仅存在于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水平时.从整体上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权力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关系影响不显著;而相对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利于减弱高管权力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对高管权力具有一定约束作用，优化了资本结构决策.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以实施高管激励制度的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对象，选取2018—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从高管人力资本的视角，探究其对三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激励中的薪酬与股权激励均能够对企业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在短期内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高管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制造业企业通过推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适当提高高管持股比例、合理确定创新投入和重视高管人力资本等措施，促进企业绩效稳定增长。     

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绿色创新关系实证研究——一个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绿色发展为前提,绿色创新为目标,绿色形象为调节变量,构建中介调节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环境责任、绿色创新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绿色形象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形象正向调节环境责任的中介效应。研究丰富及完善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海外背景高管的影响很早就出现在创新绩效文献中,然而先前的研究并没有回答具体哪种海外背景对创新绩效的提高更有利。以2012-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20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来检验不同类型的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高管的海外生产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管理财务背景与创新绩效负相关;理工科背景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文科背景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意味着并非所有类型的海外背景都对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高管薪酬、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管在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高管实行有效激励会给公司带来更大效益;此外,随着公司股权性质的不同导致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司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绩效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根据结论提出通过完善公司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对公司监督、约束机制加强管理来有效提高公司的绩效.     

环境分权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企业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角度出发,探讨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联系,选取70家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促进当地的企业自愿进行创新活动;环境规制和研发补贴在环境分权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地方政府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研发补贴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以此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和企业合理利用政策进行产业升级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非效率投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2008—201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探讨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治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过度正相关,对投资不足的治理作用不显著;股权制衡机制失效,难以抑制企业的无效投资;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形成有效制约,管理层持股也无法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却能激励管理层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外部治理中独立审计并未发挥治理效果,但法制环境的改善可以制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环境政策工具、信息不对称与绿色创新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生命周期，研究政府补贴和环境规制两种环境政策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信息不对称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两种环境政策工具都能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信息不对称在政策工具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生命周期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在成长期、成熟期均有促进作用，在成熟期效果更好；环境规制在成熟期的激励效果较好，但在成长期不显著。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受到生命周期的调节，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在成长期不显著，在成熟期显著。     

影响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绩效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下,信息技术行业飞速发展,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选取2005年至2007年的133家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其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R＆D强度和无形资产率等因素的特征,并利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实证检验了各因素对于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研发强度和无形资产率与公司的TobinQ值并无显著相关性,但研发强度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     

多元化经营、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诸多研究探讨了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债务杠杆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多元化动因及绩效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多元化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以及高质量审计对多元化公司代理成本和价值的影响。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多元化公司越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而高质量审计师确实能够降低多元化公司的代理成本并抑制多元化折价;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相对于国有多元化公司,高质量审计可以更显著地提升非国有多元化公司的价值。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2006年公布高管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综合绩效指数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综合绩效指数与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企业负债水平高等因素,都将减弱高管股权激励的正效应。     

区域创新下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中国2009~2019年省级行政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建立包含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会通过区域创新的渠道传递;在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影响下,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的中介作用会增加这种负向溢出;虽然政府竞争压力影响只持续2年,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负向溢出效应持续存在。本研究有助于厘清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区域创新和包容性绿色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区域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公司治理结构对白酒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fsQCA分析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白酒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为了促进我国白酒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探索白酒企业高绩效发展的合理路径,文章以中国16家白酒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用所有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结构、高管激励3个维度来表征公司治理结构,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绩效衡量指标,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白酒企业绩效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促进白酒企业高绩效发展的两条路径分别为“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较好同时高管持股数量较高”“企业董事会规模大、高管持股数量多,同时前3位高管薪酬高”,其中,变量“高管持股数量”代表的是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在2条高绩效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成为导致白酒企业高绩效产生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