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深切怀念我的老师郑临川先生

我的老师郑临川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很快就要到了。郑先生是当代学者、诗人，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影响较多。先生生前是西华师范大学(原南充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而我却只是一名本科生，但我是以本科生进入先生家庭的为数极少的学生中的一员。这常常使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再论中西精神--答朱金高先生

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都是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所必需的思维方式。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一般是先通过综合思维了解其全貌，再通过分析思维深入地认识其各个方面。中国以综合思维见长，这使我们比西方更能认识客观存在的全貌，又使我们中国人能更好地把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其社会制度也更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正是古代中国比西方发达、文明的重要原因。到近代，人类完成了对客观存在的全貌的认识，需要分门别类、更加深入地认识客观存在，这时西方的分析思维就更有优势；西方的分析思维又使他们更重自我，善于对外扩张。这是近代西方崛起、中国滑坡的主要原因。而根源于中国综合思维的社会、集体意识，又使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众志成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变革，也使中国对内对外都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西方则长期动荡不安。比较而言，根源于综合思维、以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大同与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以及综合与分析两种思维方式的分工协作，才是我们社会稳定、家庭幸福的根本保障。因此，我们应以中国精神改造西方精神，以西方精神完善中国精神，然后中西合璧，提升人类思想文化的层次。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而彻底的幸福。     

中国编辑与中国精神

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编辑。中国编辑离不开中国精神；以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曾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中国编辑。使中国编辑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精神正在削弱中国精神的影响力。也使中国编辑学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编辑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为此。正直的中国编辑不得不呼唤中国精神，《中国编辑》的产生正是中国编辑学术呼唤中国精神的结果。在《中国编辑》的影响下。我们将会有更多以中国精神武装自己的真正优秀的中国编辑。他们将联络学者，支持学者，进而弘扬中国学术，并为国家振兴和人类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与罗翼云先生商榷

指出了罗先生的章曲解了陈景润的原命题，同时从逻辑上揭示了由罗的“奇素数和定理”不能推出哥德巴赫猜想．     

也论效益与风险的关系——与欧阳在三先生商榷

欧阳先生在今年《科技导报》第二期上发表文章“效益与风险同在”(以下称欧阳文),读后使人耳目一新,但仔细推敲发现其中有一些问题,故撰写此文与欧阳先生商榷。欧阳文认为,提高效益必然带来风险,而且风险越大,效益也越大。否则无法推出“要冒体制改革大风险是今日中国为提高经济效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认为,提效益可能带来风险,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绝不是风险越大,效益也越大。     

论中西精神与哲学家的幸福--赠朱金高先生及其同仁和所有热爱西方哲学的人们

本文认为,中西哲学家在人生幸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外的哲学家有很多都没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很多人都有忧郁症、疑病症和畏惧遗传病等病态性倾向,不少人甚至有近于“发疯的内心痛苦”,进而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他们的人生是不幸的、痛苦的。西方的分析思维使西方哲学家比中国哲学家更注重个体,往往把自己从集体和社会中独立出来,同时,西方哲学家又因过分看重细节,喜欢深入研究,遇事往往爱钻牛角尖,时常陷入死胡同不能自拔,其哲学观点也有很多不科学、不全面的地方,这是西方哲学家精神痛苦的哲学根源。中国的综合思维则使中国哲学家更具整体意识,因而能更好地把握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有所侧重,其哲学更贴近社会人生;中国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则使中国哲学家性情优良,他们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其人生也比西方哲学家幸福。因此,热爱西方哲学的人们,应该更加注重中国哲学的精神,这是哲学家人生幸福的关键所在。     

也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兼与陈庆云等人商榷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它是指公众的具有公共性的利益,是能够满足公众共同需要的对象或可能性.公共管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惟一目标.公共管理也不是万能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以科学、民主与法治为手段.科学、民主、法治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也论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的气节问题——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王曾瑜先生判断历史人物失节的标准不当,错误地将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划入失节的范围。他把专制腐败政治作为导致古代士人失节的第一位因素和士人失节是正常状态、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也说语素--兼与有关教授商榷

本文试图对语素的概念、辨别语素的方法等方面做一新的探讨，同时对语素分析中难以回答的几个问题做一说明。     

On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dimens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Family Relationships

Western culture emphasizes on individualism,individ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choice,while Chinese people put more emphasis on collectivism.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value differences can also be 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Family Relationships,which may sometimes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uples in the cross-cultural marriage and their families.     

善恶报应在中西悲剧中的不同命运

西方悲剧人物往往是出众的英雄，有着明确的具有挑战性的意志，能够积极地行动，主动地控制局面，有力地将冲突推向高潮，并在自己蒙受痛苦的同时，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其灾难性结局是人物自愿选择的，是自觉的意志的实现，没有多少遗憾，无需善恶报应的介入。中国悲剧的善良弱小的主人公往往没有往外扩张的自觉意志，甚至连防人之心也没有，主动的出击非常有限，只能被动地忍受迫害，无法在剧烈的对抗中给对手以有效的打击；其遭遇不是主人公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外力强加给他的，需要报应的方式平息人们的愤怒之情。中西悲剧的不同形态有着深刻的文化成因，体现了不同的德与福的关系。     

简析中西绘画“空白”语言的相似性

分析探讨中西绘画＂空白＂语言的相似性,寻找本质特征相异的文化之内在契合之处,融汇与贯通中国传统绘画的＂空白＂语言精神与油画的＂空白＂语言技法,以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油画。在当代,静观恬淡的创作心态以及＂空白＂语言的意味深长,对于中国油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论张东荪的中西哲学比较观

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张东荪以其宽广的视域、深厚的关怀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成就。具体包括:中西哲学比较是深切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必要前提;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思想,为中西哲学比较之可能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观照中西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西哲学的根本特点或精神;所有这一切都与作为承担中西哲学比较之主体的哲学家的生命状态的展开密切相关。     

从中西语言的差异追溯中西哲学的差异

汉语与西方文字的差异,即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子,在于由对待判断系词“是”而导致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制度。透过西方文字的“being”,可以追溯到亚里七多德形而上学的“本体”和附属于本体的属性或形式的学说。化为形式逻辑,则是以同一律为基础的三大逻辑规则。Being不但是哲学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也是宗教、科学的基础,又是以主体一客体或文化一自然为代表的各种范畴一一对立的基础,总之,being标志着一种“垂直的逻辑”思维模式。汉语中的“是”从传统使用中就没有严格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系词效果,而是一种横向的类比思维,也就是把不一样的事物说成是一样的。在传统上称之为“兴”,即所谓“象征”。在效果上,汉语思维传统属于一种“横向的逻辑”思维传统,它模糊西方意义上的学科界限。     

中西园林艺术比较

中西园林艺术作为世界园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园林艺术的共通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作者通过对以中国古典园林和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的中西园林艺术比较,分析了中西园林艺术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以及现代园林艺术的发展趋势。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与原因简析

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际愈发频繁,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之一。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饮食观念、饮食对象、饮食方式与餐桌礼仪等方面。了解产生差异的原因,可以促进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避免跨文化交际中发生冲突与障碍。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     

“以西释中”与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

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以西释中”诠释模式的产物。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以西释中”本身,而在于诠释模式的单一化。“以西释中”这一诠释模式本身具有揭示中国传统思想原貌的可能性,那种试图用“以中释中”完全取代“以西释中”的做法既不现实也无益处。通过“以西释中”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中国哲学本身,才是中国哲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