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

儒家是中国文化乡土情结的培植者,他们非常重视宗族乡党对自己的评价.儒家由近及远的亲亲原则以及“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的乡土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刻下深深的痕迹.宗教的“报本反始“则集中体现了国人的亲土观念.中国文化的乡土特征,其品格的优劣紧密交织.一方面,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要注意其中的消极成分,警惕并克服其流弊.弃糟粕,取精华,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     

"师"、"道"传统与张承志的儒学人格——对张承志文化根性的另一种探析

张承志的文化之根不仅只源于独特的回教背景，作为由汉文化滋养起来的中国作家，中国儒家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极具本义色彩的“师”、“道”传统，更对张承志人格心理和文化角色的自我确认产生了本质的影响。他极力宣扬的神圣宗教价值理念，实则依旧是以“信”、“勇”、“仁”、“义”等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作为底蕴的。     

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思想

阐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与儒家群体主义相对立的利己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从社会发展和对传统伦理文化的认识角度,指出也利乙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单一的,要想寒带准确地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约有简单地将其“儒家化”。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我国传统“无讼”诉讼理念的形成机制在于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上层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大批凝聚着儒家和谐政治理想的“无讼”文化产品，这批产品经过下层文化人士以戏剧演出、说书等方式将之推到普通群众的面前，使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对之产生一种价值认同，再加上乡土士绅的努力，儒家“无讼”的诉讼理念终于在民间社会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的传统诉讼理念。     

李泽厚“儒道互补”论探析

李泽厚的“儒道互补”论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儒家和道家的相互补充，而是主要指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补充。“儒道互补”的理论前提是“巫史传统”，互补的关键则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依据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居于儒家的补充地位，但这种补充使儒家获得了提升。李泽厚从自身思想体系出发审视道家，其结果是以儒家作为去取道家思想的标准，导致道家的价值实际体现为对儒家的补偏救弊，从而忽视了道家思想本身的意义。     

论儒家的自由教育思想

抛弃传统的自由,是一种无根的自由。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有其自由精神的,而蕴含文化传统的中国古代教育也有其自由的特质。儒家的教育思想有其自由因子。儒家自由教育的目标是整全人格,其内容是“六艺”教育,其方法是弹性教学。     

儒家道义论的价值论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主体地位,其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功过是非,理论界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里就儒家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提出的道义论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众所周知,儒家伦理思想是以“仁爱”学说为核心的,“仁者爱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仁的主要表现,这里的“仁”包含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表达了一种政治要求,另一方面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人的品格修养、理想人格标准。儒家     

传统儒家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伦理构架之异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今天,我党在汲取传统文化“和谐”精华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传统儒家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对“和谐”的内涵、和谐的基础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的总的途径和方法的认识具有相似性,但是,儒家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毕竟是阶级社会中的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相比,其社会背后所包含的伦理精神、支撑社会的伦理构架以及在伦理精神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途径具有明显的区别。     

论从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

儒家“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统治者为政要以民为本，爱护民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科学方针，实现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对当前中国坚定“执政为民”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探析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基本特质

沈从文“乡下人”这一观念绝非是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所建构的宗法制“乡村文化”,而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存。其“乡下人”具体包涵二个内容,一是野性的生命,一是自由的性爱。“野性的生命”主要以水手这一形象为载体,“自由的性爱”主要以翠翠等湘西女性,包括湘西妓女形象为载体。     

行走在哲理与情感之间——闵凡利论

到目前为止,闵凡利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新禅悟小说”,借用“禅”字跟中国禅宗有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其实质是哲理小说;二是乡土小说,闵凡利的此类小说在思想上并没有脱出传统乡土小说启蒙的本质;三是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的反思和书写。     

纳顿--土族的精神家园

土族是由多民族融合形成在青海高原上的民族群体，并创造了自己的乡土文化。民和山川地区的土族“纳顿”会，涵盖了其宗教、民俗和艺术的各个方面，既保持了自身文化的主体精神，又成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象征。     

论儒家文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在经过近30年的探索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次改革由于采取了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而被称为“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引起经济界的普遍关注,中国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原因值得思索。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视角,来对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路径选择进行探索,发现儒家的精髓——“礼”、“中庸”、“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渐进式改革是儒家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必然。     

儒家人文素养思想探微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注重人伦道德的同时,也关切着主体的人文素养。儒家以“仁”为人文的根本所在,并认为“仁”之要在于“爱人”。与此仁爱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儒家的礼敬思想。仁爱和礼敬共同成为儒家对人文素养的基本要求。这既有重反身而诚、重外推践行的特点,同时又因时代局限而有轻自我关照的特点。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现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政治共识：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症结

阐述了公民文化的背景,认为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共识的因素有三：经济共享的分化对政治共识的掣肘,历史革命因素强化对政治共识的牵制,儒家理想主义的内在冲突对政治共识的阻碍。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共识是一个为公民文化研究者所忽视的症结。只有在中国社会发扬和谐文化,培育社会共同生活的平台,塑造公共理性,才能构筑出普遍而深厚的政治共识,进而为中国公民文化建设摆脱困境提供基础。     

《伯牙奉琴》中的琴道与礼乐文化

《伯牙奉琴》是秦腔传统剧中少有的文辞古雅之作。儒家“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的主张对中国艺术发展起到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士人是琴与礼乐关联的主要纽带。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琴是乐器、礼器,也是道器。剧中关于琴论述的实在用意,是为了凸显儒家传统的“礼制”“道统”“纲常”等思想。对儒家经典的复排,其意在渲染“儒—礼乐—琴”三位一体的观念。戏曲《伯牙奉琴》展示了礼乐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生长的另一个面相,以琴道寓意礼乐,进行世俗性的高台教化。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传统中国人“家”意识的社会伦理解读

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中国人的“家”始终是与血缘、乡土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重视家庭，强调家族观念，对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有积极作用；但过份强调血缘、乡土地缘关系，把家庭模型的人际关系过分扩张，则会产生“惟情”现象。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就必须读懂中国人的“家”字。     

重身与立身——论儒家“孝”观念在《孝经》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孝”在儒家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不同时期的儒家文本对于“孝”的阐发有所不同。《孝经》中的“孝”观念,尤其对子女“不毁发肤”（重身）和“扬名显亲”（立身）的要求,呈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礼义身体观”。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重身”和“立身”的孝观念不仅对个体道德的生成具有奠基性作用,也有助于个体对生命有限性与不定性之困境的摆脱,以及对叔本华笔下“生存意志”的对抗,从而实现儒家式的超越。观照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身”与“立身”的孝观念,也有利于个体重返精神家园,有利于中华民族寻找到自身的文化之“根”,进一步而言,若在不拒绝外来文明的前提下并与之共融,再能顾及到人的个体属性,传统儒家的孝文化有望缔结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