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与内战决策

国民党的党组织存在着两个突出的弱点:一为派系斗争的尖锐,二为基层组织的空虚。到抗战胜利时,这种状况不仅未得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严重的组织危机使国民党对与中共进行政党政治竞争深怀顾虑,进而使其在战后政治发展进程中增加了对武力的依赖。国民党在组织危机的刺激下发动了内战,又因党组织无力支撑内战而失去政权。     

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

蒋介石为了换取发动内战的资本，使中国经济一步步成为美国的附庸；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农村的征兵征粮征税政策，导致了农村经济极度凋敝；恶性的通货膨胀政策，引发了国统区经济的严重危机。这些是导致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     

和平、民主、团结的潮流不可阻挡──从旧政协到人民政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旧政协，中国显露和平建国的希望。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拥护下，用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召开了人民政协，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倡导者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华北事变以前，中间势力积极要求抗日、民主和团结。为造成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中间势力吁请国民党各实力派停止内战，积极反对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并提出了结束“国共内战”的条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间势力所倡导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实现，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倡导者的历史事实。     

论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处于“偏师”地位的客观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民党在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方面超过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劣势；再加上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以国民党为领导、为中心的“容共”、“限共”政策，因而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限制的策略，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国民党的从民者、追随着地位。     

简论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的对华政策

美国在战后选择了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国共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这对战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事变”述评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引入瞩目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要求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于西安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经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一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与分裂局面的形成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局面。由于和谈中国民党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使和谈彻底破裂。然而,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和谈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也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这次和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浅析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从而危及社会整合。南京国民党政权推行的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秩序和御用文化的价值信仰体系,为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试述中共地下党在广西学生军中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进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这是广西地下党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特殊斗争方式方法。广西地下党在学生军的工作推动了国民党桂系坚持抗日，对广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广西学生军在中共的影响、推动和在其基层起主导作用条件下，走过了自己光荣的历程     

略论民盟在重庆谈判时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时局的中心问题。全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迫切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反映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蒋介石则继续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独裁政策,但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内战,又演出了一场假和平之戏,三次拍电报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教育全国人民,为了阻止内战的爆发,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于八月二十八日至渝,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仍旧迁延不决——叙利亚危机三周年之殇

<正>自2011年3月爆发以来,叙利亚危机已持续整整三周年。时至今日,叙利亚内战僵局依然胶着难解,政治解决更是遥遥无期。战火硝烟不仅彻底改变了大马士革、改变了叙利亚,也让整个中东陷入无尽的痛苦与动荡。危机脉络:从政治动荡到全面内战三年来,叙利亚危机经历了一个从点及面、由浅入深、跌宕起伏的复杂过程,这场危机并非从一开始便不     

论英国内战爆发与乡绅阶层的分裂

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反约翰王起义、＂光荣革命＂、三次议会改革相比,无论其参与面还是激烈程度,都要超过后者,但是其结果却要逊色于后者,可以说内战几乎没有改变英国。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乡绅阶层的崛起、分裂和王室的危机等,这些导致内战爆发的原因在潜移默化中对英国其他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民党历任掌门人

7月16日,现任副主席马美九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成为这个百年老党的新掌门。中国国民党前身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先生在1893年建立的兴中会基础上于1904年创立,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1012年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晚年在中共帮助下再次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38年3月,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由胡汉民和汪精卫担任,但实权一直掌握在蒋介石手中。面对日本侵略威胁,国共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实现第二次合作,取得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挑起内战。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去世。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晚年开放党禁、停止戒严、部分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其后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李登辉被迫下台,后因其台独立场被国民党开除出党。2000年8月18日,连战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主席,直至被马英九接替。     

中国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其政治意涵

1949年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由于外交冷落，内政混乱，经济凋敝，台湾岛内人心惶恐，局势动荡，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危机四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从1949年到1953年，退台后的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采取“和平渐进”的措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不但缓解了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经济危机，也为其在岛上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这次土改可喻为国民党败退台岛后的一棵“救命稻草”，它具有重兽古白政治素涵．     

民主党派调停国共军事冲突评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国共两党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各民主党派从大局出发,承担起调解国共矛盾的大任。他们利用种种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求和平竭尽全力。虽然,几经反复终因国民党反动派执意动武而使战火重燃,但民主党派为民族的安定强盛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将永垂青史。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应对危机事件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公民的参与。建立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相应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社区、非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的作用，建立危机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使公民和政府在危机中同呼吸，共进退，是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重要措施。     

卫立煌与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中，卫立煌采取与蒋介石不合作的军事态度，蒋介石的锦州战略无法实施。卫立煌的军事行为，使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卫与蒋的军事分歧，实际上是卫的“合法”政治斗争。他早对蒋介石不满。抗战期间与八路军接触，已对中共有所了解。国民党制造的“克山惨案”，使他震怒。抗战后，他反对内战。1947年，他通过汪德昭向中共表示，“我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配合。”他在东北战区的一系列行为，是对自己政治承诺的具体实现。辽沈战役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换柱”后的国民党能浴火重生吗

<正>传言已久的"换柱"终于得到证实,国民党在10月17日召开的"临全会"上决定废止2016"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提名,征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台湾领导人选举。"换柱"后,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纷至沓来,使国民党愈发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换柱"由传闻到现实自从启动初选程序以来,国民党内就有要求洪秀柱退选的声音。及至洪秀柱通过党内初选成为国民党提名的2016台湾领导人选举候选人,党     

组织的困惑 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第一部分 问题与视角——党企应是什么关系

问题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被打破，一段时间内企业党建工作难以找准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匹配的工作接口和切入点。党政问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客观上造成企业党组织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行政的中心地位受到新的碰撞。 视角 从管理科学的视角看，党和企业都是组织，前者为政治组织，后者为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如何一体化运营？从组织的角度看，党组织在现代企业中要发挥哪些功能，如何发挥？ 从中国式管理的视角看，这种融合的过程，是企业党组织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也是现代企业制度适应中国特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两个组织的共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