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整治对水质及浮游生物群落特征的影响——以重庆市大足区窟窿河三驱镇段为例

【目的】调查进行综合治理后的重庆市大足区窟窿河三驱镇河段水质状况。【方法】于2015年11月对该河段中浮游生物指示种、多样性、群落结构及水质理化参数进行了调查。【结果】窟窿河三驱镇段共有浮游植物8门84属174种(含变种)、浮游动物3门25 属 33 种。河 段 上、下 游 生 物 群 落 结 构 差 异 较 大。浮 游 植 物 密 度 在 上 游 两 个 采 样 点 分 别 为1.35×107,1.58×107 个 ·L-1,在 下 游 采 样 点 仅 为 4.3×106 个 ·L-1;浮 游 动 物 密 度 在 上 游 两 个 采 样 点 分 别 为3.96×103,5.20×103个 ·L-1,在下游采样点则降至3.20×103个 ·L-1。指示型为多污、中污带的3种隐藻即尖尾蓝隐藻(Chroomonas acuta)、啮蚀隐藻(Cryptomonas erosa)和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在河段上游为绝对优势种,而在下游仅少量发现,且优 势 种 中 的 中 污、寡 污 带 指 示 种 数 量 增 多,暗 示 窟 窿 河 水 质 有 所 好 转。【结 论】综 合 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的结果可知,经过治理后的河段浮游植物的丰富度与群落稳定性有所提高。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的结果显示,研究河段水质由上游的中度/重度富营养状态向下游轻度富营养级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河道整治工程对研究河段水质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生态格网结构在中小河流治理中的应用——以重庆市窟窿河治理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对中小河流治理的力度。本文阐述了生态格网结构特点、优势及其在重庆市窟窿河河道整治工程中的具体应用。生态格网结构具有生态保护作用、耐久性强、良好的透水性等优势,可以弥补传统的护坡工程的问题,可以在中小河流治理发挥良好作用。     

土地整治的差别化探索——以重庆市为例

差别化土地整治已成为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供给优质土地空间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从重庆土地整治的实践出发,分析发现其常规性土地整治的缺陷亟待克服.为有效对接重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需求,将重庆差别化土地整治格局划分为重庆主城优化整治区、环主城重点整治区、渝东北生态屏障建设特色整治区、渝东南岩溶生态恢复综合整治区4个类型区,并对准区域多元化整治需求设计了设施农业包装模式、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国土综合整治模式、农村建设用地整合模式4种整治模式,最后分区提出了重庆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的基本方略和保障差别化土地整治实施的对策.     

兰州市城市河道综合整治规划探析——以兰州市南河道综合整治规划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南河道综合整治规划为例,阐述了城市河道综合整治应考虑的诸要素,强调指出城市河道综合整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河道整治,需多专业配合与协作。南河道的整治也为兰州市其他许多待整治河道提供了工程样板,总结南河道整治的工程经验更能开发思路,为兰州市其他河道治理提出更符合兰州市人文地理环境的治理方案。     

瓯江干流丽水段浮游生物群落特征的时空变化研究

根据2009年春(3月)、夏(6月)、秋(9月)、冬(12月)四个季节瓯江干流丽水段(28°16′47.03″-28°24′42.66″N、119°42′31.41″-119°57′13.03″E)的浮游生物调查资料,对瓯江干流丽水段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群落的种类、数量、多样性指数等群落结构特征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瓯江干流丽水段共发现浮游植物55种,隶属于8门55种(属),调查区域内浮游植物以绿藻和硅藻为主,浮游植物细胞丰度介于0.2×104~4.88×104 cells·L~(-1)之间,平均为1.16×104 cells·L~(-1),生物量介于0.005 1~0.104 mg·L~(-1)之间,平均为0.043 mg·L~(-1),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和生物量最高点出现在夏季的9#采样点,四季变化趋势为夏季(1.63×104 cells·L~(-1)和0.078 mg·L~(-1))春季(1.09×104 cells·L~(-1)和0.034 mg·L~(-1))秋季(1.05×104 cells·L~(-1)和0.027 mg·L~(-1))冬季(0.92×104 cells·L~(-1)和0.023 mg·L~(-1));生物多样性指数中Margalef指数(D)介于2.20~3.71之间,ShannonWiener指数(H′)介于1.39~2.52之间,Pielou均匀度指数(J′)介于0.27~0.46之间,Simpson指数(d)介于0.68~0.80之间,其中H′、J′和d最高值均出现春季,而D最高值均出现夏季。浮游动物共发现4大类22种,优势种为砂壳虫;浮游动物细胞丰度介于8.25~246 ind·L~(-1)之间,平均密度为73.53 ind·L~(-1),生物量介于0.01~3.10 mg·L~(-1)之间,平均为0.49 mg·L~(-1);浮游动植物细胞丰度和生物量最高值出现在夏季的9#,细胞丰度四季变化趋势为夏季(19.26 ind·L~(-1))秋季(5.54 ind·L~(-1))春季(3.14 ind·L~(-1))冬季(0.58 ind·L~(-1)),生物量四季变化趋势为冬季(0.98 mg·L~(-1))夏季(0.81 mg·L~(-1))秋季(0.13 mg·L~(-1))春季(0.05 mg·L~(-1));生物多样性指数中Margalef指数(D)介于2.20~6.26之间,Shannon-Wiener指数(H′)介于1.40~1.92之间,Pielou均匀度指数(J′)介于0.29~0.38之间,Simpson指数(d)介于0.61~0.83之间,其中四种多样性指数的最高值均出现春季。浮游动植物数量及群落多样性指数显示,瓯江干流丽水段水质已受到中度污染,处于贫-中营养化状态。     

城市公园栖息地特征对鸟类群落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是近40年来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缩影.近年来,随着上海生态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公园数量和面积显著增加.城市公园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功能日益凸显.本研究选择上海市5个典型的大型城市公园,从景观尺度、微生境尺度和栖息地可利用度等3个尺度设置评价指标,利用对鸟类群落产生显著影响的公园面积、公园城市化指数、微生境复杂度、公园水体斑块密度等栖息地特征变量和鸟类群落对栖息地利用度进行公园生态功能评价.结果表明,公园作为鸟类栖息地的生态功能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海湾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世纪公园、共青森林公园和辰山植物园,数值与公园鸟类种类数排序一致.公园鸟类种类与城市化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城市化指数越高的区域,公园作为鸟类栖息地的生态功能越显著.在公园位置和面积确定的情况下,微生境复杂度是导致鸟类多样性差异的主要变量.5个公园中具有复杂微生境(含4个植被要素)的样方数量均不超过公园样方总数量的15%,具有简单微生境的样方数量占比为45%～75%,说明公园植被微生境营造以简单微生境为主,已成为制约鸟类多样性的限制因素之一.基于以上结论,在城市公园规划中应加强中心城区公园布局,在公园内部应配置复杂生境、增加水体密度和木本植物多样性、适当减少游客休憩区域及人工草皮面积,设置自然演替区以提高其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功能.     

航道整治线宽度计算研究——以汉江下游河道为例

在总结现有整治线宽度计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汉江来水来沙条件和整治河床演变特点,基于河流输沙平衡及能量耗散原理,建立了适应于汉江下游悬移质造床为主河段的整治线宽度新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应用于汉江下游航道整治工程中,航行条件获得了显著改善.该研究成果为未来航道整治工程规划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夏河临夏段枯水期肉鞭虫群落特征及其对水质的评价

对大夏河临夏段枯水期肉鞭虫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共记录了肉鞭虫75种,隶属于4纲12目22科,其中优势类群为眼虫目(Euglenida)和变形目(Amoebida).利用肉鞭虫群落特征指标对大夏河临夏段水体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段水体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枯水期四个采样断面水体受污染程度的顺序从重到轻为2#＞3#＞4#＞1#.污染级别:1#样点为βm-αm,2#样点为αm-Ps,3#样点为αm-Ps,4#样点为αm.     

综合整治工程对滇池流域典型城市河流采莲河水质及生态的影响

采莲河是滇池流域典型的城市河流,是昆明市城区的主要纳污河道,为滇池污染物的重要来源.为了治理滇池流域污染,昆明市政府于2010年完成了包括采莲河沿岸截污、水生生态修复等系列综合整治工程.以采莲河为例,通过对采莲河水质、浮游动物以及底栖的追踪调查研究,对综合治理后采莲河的水质改善状况和生态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表明,经过综合整治之后,采莲河水质明显改善,其中入湖口处CODCr,BOD5,NH3-N,TN,TP与2007年相比分别下降了56%,48%,50%,47.5%和67.6%,主河段水质已经达到地表水Ⅵ类标准;由于水质的改善,采莲河共检测到浮游动物91种,平均密度为812.29ind/L,平均生物量为821g/L;底栖动物共监测到14种,平均密度为1 008.7ind/m2,平均生物量为13.40g/m2.研究表明综合整治工程对城市河流的治理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滇池流域河流的综合整治工程为高原湖泊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经验.     

严重受污染城市河道水的处理——以深圳布吉河为例

采用安能的HYBASTM工艺对受严重污染的深圳布吉河水进行为期8个多月的(经历冬、春、夏三季)连续处理试验.结果表明,在水力停留时间11 h、污泥停留时间11 d、混合液回流比200%~400%、污泥回流比75%的条件下,其出水氨氮浓度在0.1~4.6 mg.L-1之间,平均1.2 mg.L-1,达到GB 18918—2002一级A的标准.高于20℃时,出水氨氮浓度小于0.5 mg.L-1,HYBASTM工艺对NH3—N去除具有优良的效果.HYBASTM系统属前置反硝化工艺等诸多因素导致系统出水中仍然含有大量的NO3-—N,进而造成总氮去除效果欠佳,投加外碳源甲醇可提高其脱氮效率.出水COD、悬浮固体(SS)、总磷(TP)均能满足国家二级或三级排放标准,可考虑其他物理化学处理工艺以提高其出水水质.反应器停止运行一段时间后,在短时间内可恢复到原有的功能.     

地表水水质水量联合调度研究——以徒骇河聊城段为例

河流建闸,拦蓄径流,但却减缓了水体流动速度,使水质恶化．本文以徒骇河为例,提出了水质水量联合调度的观点．研制了既满足供水量又使水质达标的实时演算方法——最小引水量法．     

景观湖泊水体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以福州西湖综合整治提升水体水质为例

通过对福州西湖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基于对景观水体生态需求和城区经济发展及周边环境特点基础上,结合福州西湖以往整治经验,提出截污控源、清淤疏浚、生态补水、增强水动力、保持生态流量,生态修复并重的技术路线,为西湖景观湖泊水体的综合整治指明方向。     

人口红利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对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人口红利进行了延时预测,基于人口红利对重庆市经济积极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新的对策和建设。     

入河排污对地表水水质的影响及对策

对汾河水库上游81 km水质状况及入河排污情况进行了监测、调查与评价,提出了有效防止水体污染、保护水源的具体措施.     

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以重庆市临江河流域为例

探索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以期为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有效治理提供有效思路。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初始排污权分配、交易动力、交易机制的监督和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初始排污权分配方面提出削减历史分配模式、环境负荷分配模式、人口分配模式、经济分配模式和基于上述4种模式的综合分配模式，并计算了重庆市临江河流域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并结合实际排污量求出它们的排污权可交易额。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存在差异，但排污权可交易额基本为正值，满足排污权交易的前提。上述案例分析结果初步论证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内容。     

城市老工业搬迁区河道PAHs分布特征及其生态风险——以沈阳市卫工河为例

为查明城市老工业搬迁区景观河道中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的分布特征并评估其生态风险,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期间,以沈阳市卫工河为研究对象,调查了河水和底泥中16种国家环保部优先控制的PAHs环境滞留情况.通过季节性采样和沿河采样,初步查明了PAHs的时空分布特征,用熵值法初步评价了PAHs滞留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卫工河水中PAHs的平均质量浓度为0.721μg·L-1,底泥中PAHs平均质量分数为3 777.8 ng·g-1.河水与底泥中PAHs含量与溶解态有机碳含量均呈正相关关系.熵值法分析结果表明,卫工河PAHs滞留存在中度偏低水平的生态风险,但在某些样点区,底泥中萘和蒽的生态风险值较高.     

杭州大道沿线综合整治工程设计理念探析——以余杭区段为例

杭州大道沿线综合整治有利于构建＂和谐杭州＂,有利于城市形象与生活品质的提升,使城郊接合部真正融入到大杭州生活圈。文章分析了杭州大道（余杭区段）沿线综合整治工程设计背景及总体部署,接着对杭州大道（余杭区段）沿线综合整治工程设计理念进行了深入探析,最后提出了杭州大道（余杭区段）沿线综合整治工程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对河道管理的思考与建议——以深圳市为例

在河道管制逐渐法制化的新形势下,笔者根据多年在前线工作的数据和经验,根据深圳市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有关河道管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希望对其他城市河道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重庆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资金短缺,发展规模较小;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对合作社了解不够,使得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不高;合作社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缺乏监管,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等.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资本投入数量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的增长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比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进而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对合作社的监督管理,完善合作社治理机制;拓展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加大财政金融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使用效率等,进而提高合作社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