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蓬莱山”表记和“トコヨノクニ”训读

日本古语中“常世“一词,是日本古代信仰“常世信仰“的代名词,其词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下,常世信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在中国文化的的影响下,日本人对事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从说话文学“画师的执念”看中世日本人的两种形象

日本中世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与之前的贵族时代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佛教盛行，佛教文学频出。“画师的执念”就是著名说话集《宇治拾遗物语》中广为人知的一篇。佛教虽经由中国传八日本，但是对古代日本人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与外来佛教相比，思想根基一直是儒教。本文通过“画师的执念”中画师“良秀”与普通“人们”的对比，探讨中世日本人的两种人物形象．进而看一看中日信仰的不同。     

“翻”越“存在”大江健三郎《空翻》解读

在精神和信仰空白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文学的方式努力为人类寻找着“构筑灵魂的场所”，寻找着存在的本质意义。大江健三郎在创作中融人了萨特、斯宾诺沙与托马斯等人的理念，这使得《空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萨特存在主义，从而形成了大江文学那带有鲜明东方色彩的独特性。     

日本“鼠”民俗的传承及其文化内涵

基于对“鼠”的动物性质及其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日本的民俗中形成了关于“鼠”的文化传承。重点分析、介绍日本“鼠”文化的发端及其传承的形态和内涵，阐述其与福运、生殖信仰及有关禁忌的民俗，以期加深对日本民间信仰和日本文化的了解。     

“物理”流变考

“物理”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战国,此后在各种典籍中被广泛使用。其含义泛指万物之理与自然规律,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相近,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物理”一词的翻译几经变化,古代日本的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士译述的物理书籍也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了逆转,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日中两国“物理”一词的译名先后确定,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迅速发展,物理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又在不断地变化。     

评《日本“满洲移民”研究》

《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一书以珍贵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为扩充势力，进而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向中国大批迁移本国民众所进行的长期准备、具体实施和险恶用心；书中对“满洲移民”的始末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地这一策略的实施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论日本“昭和恐慌”中的农村危机

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遭到重创，发生所谓“昭和恐慌”。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农村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但统治阶级对农村的救济政策在政党政治的干扰下，成效十分有限。农村危机的恶化导致日本法西斯主义大肆蔓延，结果农民被纳入法西斯体制当中，促进了农村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客观上也为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朝雾》语言外化现象探析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汉语受外语影响，语法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语言学界曾经使用“欧化’这个术语来定义这些变化。笔者认为“欧化”这个术语是不确切、不妥当的，但在本义中不拟展开讨论，并以新拟术语“外化”来探讨《朝雾》语言受外港影响产生的新用法，赋予其内涵为：受外语影叼而发生的语言结构规则变化．瞻路别语言gF｛t的原因万物皆变，语言也不例外．但在漫漫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汉语的发展变化却是异常缓慢的。18啊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垮了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的大门，社会发生了剧变，汉语因此获得与其他语…     

日本“自卫队”、“防卫厅”和“防卫计划”

战后以来,美日反动派为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在“自卫”、“保安”的幌子下重新武装日本。日本现行宪法禁止日本拥有军队,但是“自卫队”实际上就是日本的覃队。一九五○年六月日本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期间,建立了“警察预备队”,一九五二年改名为“保安队”,同时建立了海上“警备队”。一九五四年正式建立了拥有十几万人的陆、海、空“自卫队”。日本“自卫队”是以     

信仰下的“性”福

人类自迈人20世纪后，在现代科技进步的帮助下，无神论已经获得了完胜，这不仅仅发生在苏联这样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同时也发生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人类在构建自己生活的时候已经彻底抛弃了宗教的“神谕”，转而遵循诸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新道德”的教诲。     

《吃茶养生记》--一个宗教医学典型案例的解析

医学史著作在论说佛教医学对于日本的影响时，大多是顾名思义地从现代有关茶之保健作用的认识角度，评价镰仓时代（1192—1333年）僧人荣西所著《吃茶养生记》的医学价值。另一方面，在诸多有关“茶文化”的著作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对于荣西及该书重要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论说——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者，而且是日本“茶道”的先驱。但实际上，该书的上卷是在佛教思想的指导下，将所有疾病的原因都解释为源于“心”，同时借助中国医学理论言说苦味对于“心”的重要作用，构建起佛教教义与世俗医学理论、脏器之“心”与精神之“心”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和治疗方法；下卷又从鬼魅作祟的角度解释一些疑难病症的原因，提倡使用具有“灵气”的桑作为治疗药物。上下两卷构成了一个包含外治（苦味）与内治（神灵）两面的完整宗教医学体系。其后逐渐形成的茶道，也同样不是着眼于茶的保健作用。“茶”在“茶道”中，仅仅是一个道具。     

“钓鱼岛事件”重创日本经济

汽车行业削减在华产量、中国赴日游客锐减、日本电子产品滞销……钓鱼岛“国有化”措施导致日中关系急剧恶化，日本企业在华业务受到很大影响。在与全球经济减速的双重打击下，日本国内经济和企业信心严重受挫。     

简析“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

“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是日本殖民者侵略中国东北的政治策略与手段。通过分析认为，日本殖民者以“民族协和”为招牌笼络民心，盗用中国儒家王道思想进行“王道统治”，最终是为了渗透其侵略思想与政治策略，以达到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真正目的。     

中日关系和“舆论”

在中国有一本名为《世界知识》的杂志,它面向普通民众,是一本进行国际关系启蒙教育的杂志,属外交部主管。该杂志从今年(2000年)第1期开始推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其中,在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中相对平和的冯昭奎先生对日本进行了抨击,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和则两利”。紧接着“冯文”之后,在该杂志的“大家谈”栏目中就“中日关系”又刊登了数篇进行讨论的小文,虽然也抨击了日本,但结论仍是应该与日本友好。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与其让对方谢罪,莫若首先使自己强大”。     

亦新亦旧:《日本杂事诗》中的“新名词”

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新名词”不新这一文学现象。分析了“新名词”背后隐藏着旧意境的原因之所在。认为早期域外纪游作品中的新词语,一方面见证着先行者的勇气和他们在“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由于无法摆脱强大文化惯习的牵绊而存在的思想局限。通过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新名词”不新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但可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其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出域外行旅对作者思想、创作以及文学变革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介绍《日本农村阶级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1946—1950年,在国际民主力量和战后空前高涨的日本人民和农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美日反动派进行了“土地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扶植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来代替半封建地主,作为他们控制农村的基础。这一改革的结果,日本农村的半封建的士地所有制(山林除外)基本上瓦解了。但是,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以及“土地改革”后农民商品经济的扩大,美日垄断资本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农民的剥削和掠夺,从而使农村阶级分化日益加深,日本农村正面临新的变动。《日本农村阶级分析》通过大     

论《诗品》蕴含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个现代观念，但其适用范围却可涵盖古代，并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在这个规律影响下，汉末向魏的转折期，以及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觉醒期。这个时代恰如其分的产生了“诗性精神”，诗歌的创作也有别于汉代功利性和说教色彩浓厚的特点，而是出现了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并出现了这样一些“诗人群体”。处于这个时代其中的钟嵘的看到了“诗性”的出现，并在其《诗品》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理论，体现并提倡了这一“诗性精神”。     

日本《防卫白皮书》逐年加码“中国威胁”

2011年8月2日，日本政府批准了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评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日本对防卫计划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保安厅时期。     

“大中华”/“大西方”日本观的终结

检讨起来，两种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日“大中华”，一日“大西方”。从文化心态上说，前者表现为华尊夷卑、崇内鄙外的文化自大，后者表现为崇洋媚欧、“月亮也是西方阿”的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一切皆从中国寻找根据，以中国的尺度对日本加以裁剪，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一切来自中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后者处处从西方寻找根据，以西方的标准对日本的一切作价值判断。其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对待。     

“妓女的宅子”——从《海上花列传》到《第一炉香》

“妓女的宅子”是张爱玲在《海上花列传》中承继的一个文学意象，在以后张派作家的笔下叉反复出现。从其流变的情况看，这一意象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共空间的意味逐步消失，道德批判力度渐次加强。对这个意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传承关系、作家间文化资源的继承情况和中国文学现代进程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