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践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行政问责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这就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程序混乱等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问责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实践存在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在法律制度、制度机制、问责主体等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实施行政首长问责制、完善问责机制程序等四个方面的路径选择。     

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本文将从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功能、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相关法律分别对行政问责制逐一进行简介。     

浅析上海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度的探索和启示

环境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应当对环境负责,为此各国法律均规定了政府的环境责任。2006年2月20日,监察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我国首个环境问责规定。然而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已进入环境污染高发期,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全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行政问责"风暴。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问责主要是风暴式的,随意性较大,势必出现问责结果的不公。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目前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度中的问题,以及上海在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实践中的一些启示。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

2003年“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政府“问责风暴”，无疑对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我国公共行政逐步走上法治化建设轨道，行政问责的重要作用会愈加突出。本文主要总结了2003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以及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且对于我国行政问责的建设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浅析推进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

公民参与在行政问责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会使政府负起责任。"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是行政问责制度核心宗旨,也规定了只有人民才能作为问责制度真正的主体。本文正是在此理念上简单浅析了一些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中亟待反思的几个关键问题

分析总结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问责主体的实质性"缺位",问责内容的异化,问责类型的交互替代或混淆,问责标准缺乏客观、公正性,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缺失。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中国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滞后，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需要充分发挥多元异体问责的作用，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困境研究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1982年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行政领导决策制度。保证行政首长更好地行使职权,在个人决策失误或造成重大不良后果时追究其责任,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责任主体困境、问责范围困境、问责的程序困境、问责的文化困境以及问责的配套制度困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安全责任事故管理中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其分析

在行政体制改革历经三十年后的今天,政府角色有了明确的定位：“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也是一种服务型政府,中国长期以来在责任政府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化、法律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法学界对行政问责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本文试从安全责任事故管理的角度谈行政问责的现状,在对实践归纳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安全责任事故管理中问责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完善制的建议。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在我国,由"非典"危机所引发的对于行政问责的思考,已进入到一个制度化建设的新时期,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实践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本文从学理分析入手,多方面去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使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得以充分、顺畅地表达和博弈,推动公民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步伐。     

当前我国问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的问责制度自2003年全面进入公众视野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2011年，问责制度又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纵观近几年的问责案例表明，现有的问责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实际操作性不强，文章基于对问责制度缺陷的思考，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对策分析。     

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     

进一步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政府问责机制的思路与对策

政府提供的食品监管是控制食品风险的最后手段,食品安全政府问责机制的缺失会导致食品风险的进一步加剧。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问责机制存在法律缺位和制度不足的双重困境。认为,需要从立法和制度构建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食品安全政府问责机制。     

中国近代行政法规及其特点述论

中国近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立法始于清末法制改革,在其后的40余年间,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数以百计的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是中国近代整个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行政法律迈向现代行政法律的开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时代色彩,现代法律形式和法律实质的对立和悖离,以及突出的阶级性和多变性,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非营利组织问责:概念界定、要素分析与限度把握

随着非营利组织规模的扩张、吸引资金的激增和塑造公共政策力量的增强,对其进行问责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热点。非营利组织问责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方式和问责效果五个要素构成。可以从代表性概念视野下问责的定位判断、多重利益相关者视野下问责的回应对象选择、自主性维持视野下问责的自律他律机制的平衡选择等方面对非营利组织问责的限度进行探讨。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

市场经济催生了行政指导行为。作为一种不同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重要行政执法方式,它是行政行为方式的变革,体现了公民权利的伸张和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随着政府指导性行政行为的广泛应用,应为行政指导行为设定合法性的边界,加快其法治化进程。针对我国行政指导存在的问题,应从法律依据、权利义务、程序、责任机制的建立等层面着手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论图书馆文化责任的担当

概述了文化责任的内涵,明确指出了图书馆必须担当的文化责任,对图书馆担当文化责任过程中的过错问责与无为问责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