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中名士谢道韫的“林下风气”

玄学思潮的兴起,带动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转移。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成为时代的风尚,魏晋时期的妇女也深受影响,她们努力冲破名教伦理纲常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与风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一代才女谢道韫更是以其旷达玄远的“林下风气”成为魏晋新女性的典型,深得时人的赏识和敬重。     

感伤主义思潮下的魏晋哀挽文学

魏晋感伤主义的弥漫和文人对死亡的感触与表现,既是汉末哀生之风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从原始神话到两汉时期人们的死亡态度在文学上的反映。魏晋哀挽文学在这种社会思潮和审美趋向的影响下,抒情的私人化色彩更加凸显。     

魏晋南朝时期“重孝”文化心态探论

魏晋南朝时期，社会上盛行“重孝”之风。大量献记载足以说明此时“重才”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气形成的原因，既有社会的因素，又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     

对魏晋辞赋中“神女—美女”形象的文化审视

魏晋文学中,对于"神女—美女"这类女性形象的认识和塑造,并未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魏晋时期无论是美艳的少女还是新寡的嫠妇,并非全是恪守礼教而甘作男性或艳羡或哀怜的对象,而常常能够大胆、主动地追求自由和爱情。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意识已经随着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魏晋文学的"神女—美女"却一如既往地唱着昨天的歌,并千年不变地承传着古旧的文化心态。这种由男权文化所预设的"女性意识",借助着"美艳"的文本,在"怜香"、"悯孤"之心态的支撑下,流行几千年而很少遭遇文化意义上的审视与批判。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看嵇康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与传统的出仕思想相对,是士人阶层拥有的一种归隐心态、看法或倾向。隐逸与出仕在士人的思想中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对隐逸思想的探查,是研究士人思想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其中佼佼者当属"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兼容儒道两家思想,又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隐逸之风,在他众多作品中均有体现。相比游仙诗中的超然洒脱,《与山巨源绝交书》更能体现他的隐逸思想。     

魏晋时期女性化审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魏晋社会的审美观念与以往大为不同,呈现出一种女性化审美倾向,其特点具体表现为傅粉、熏香及好妇人之服饰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女性化审美使得魏晋文人对"丽"之文风有全新的认识,文学艺术形式总体趋向修饰性,追求骈俪之美,取材则愈发世俗化,重视家庭情感的抒发.女性化审美与魏晋时期的文化环境及文人心态产生内在契合,文学创作越发重视文学本体的独立性.从魏晋文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出发,以女性化审美作为切入点,通过梳理魏晋时期绮丽文风背后的影响因素,思考"文学的自觉"与独特审美观念的内在联动,有助于探究女性化审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及作用.     

礼的流变与阮籍的自然之道

周礼和儒家之礼都是对社会的规范、对人的约束。阮籍不赞同也不反感它的存在；魏晋之阮伪礼之风甚嚣尘上，不仅亵渎了礼的原则，也践踏了人类的善良与本真。于是，阮籍率意任性，践行自然之道，以此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     

王弼注经文风略论

正始学者对两汉章句之体进行革易,出现了《论语集解》等新的注经文体。在正始学风影响下,王弼打破两汉经学的繁琐破碎,其注经文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王弼注经文的特色为：圆融会通、灵活多变;长于思辨、致有理统;辞藻高丽、清通简要。王弼注经文风对魏晋注经文体、南北朝义疏体及魏晋名士清谈都有所影响。     

卷首语

当今学界存在“修辞发达、思想缺席”的不良风气，既是一种浮躁心态，也是一种清谈之风。清谈之风，由来已久。魏晋时代就很风行，一般士人学子崇尚老庄，喜弄玄虚，鄙视实践，最后落得个清谈误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石（勒）刘（渊）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