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文章分析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论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所有依法从事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应当把"身份"和"职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判断。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包括资本金全部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企业,而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企业。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对一类特殊犯罪主体的称谓。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实施一般主体所不能实施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为了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应当根据法理学和刑法理论对《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重新界定。     

“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再认识

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了"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类人员已经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因此,本文主张该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并对此类人员实施的行为予以重新定性,同时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议。     

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思考

刑法总则是指导分则的，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运用刑法分则条文时，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理和原则。目前刑法总则条款九十三条第二款有疏漏，其指导的分则条款却很完善。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建议将该条款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修改为国有单位，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     

国企改制后董事会选举产生管理人员的身份探究——结合《刑法》第93条之规定进行探讨

由于法律的不完善以及案外因素的影响,在对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贪污贿赂行为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如何判断这些改制后的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在理论界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从法理上分析,只有具备合法有效的委派程序,这类人员才是合法的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若程序要件或实质要件某一方面存在瑕疵,都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不能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     

论刑法干预市场经济之市民刑法观——以经济犯罪的刑事审判为视角

市民刑法观要求刑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既要维护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更要强调保障公民的人权与经济权利。在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牢固树立和坚持市民刑法观，依靠刑事法官的智慧。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试论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从刑法第184条引证罪状说开

《刑法》第184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不应该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应该单独设置罪名。该条款追求的立法价值和目的是保护市场经济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对刑法分则的客体及其背后追求的立法价值应该有具体精细的理解,尤其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这一类罪名,是为追求和维护市场诚信活动服务的。     

《刑法》第201条的疏漏

新刑法第２０１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重大疏漏，主要表现在：遗漏了相对量在１０％～３０％之间并且绝对量达到１０万元以上的、相对量达到３０％以上并且绝对量在１～１０万元之间的、相对量不满１０％但绝对量数额巨大的偷税犯罪，同时，在犯罪手段的列举、扣缴义务人偷税的刑事责任、偷税罪与逃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等问题上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偷税犯罪的立法宜作修改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     

从刑法修正案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不断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治犯罪，固然能弥补刑法典缺陷，保持刑法整体框架的稳定和完整，但过于频繁则有损公民的法律信仰，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和谐社会应当警惕对犯罪化的过于热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抓大放小，建构和谐的刑事法网。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论商业贿赂罪的刑法设计

商业贿赂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商业贿赂罪是通过广义意义上的刑法进行设计的，从它现有的基本特征、认定上，都表现了其合理性。本文为完善法律体系，严格履行罪刑法定原则，充分阐明了商业贿赂罪的狭义刑法设计思想。     

我国古代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溯及力在我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多有记载，随着历代刑事政策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历史上各朝代对刑法溯及力规定各有不同。唐朝刑律立法成熟，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法律制度史角度来看，当是现代刑法溯及力制度的渊源。     

论行为构成要件与刑法法益之关系

价值标准,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在犯罪论体系中,司法评价犯罪必须通过立法规定的行为模式、行为规范等价值标准来进行。司法评价犯罪的标准有主客观之分,行为构成要件与刑法法益二者作为客观价值标准,即通过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价值判断,得出生活行为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统一——刑事违法。     

侵权法与刑法上因果关系之比较研究

因果关系理论在侵权法和刑法上均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加强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从个案来看,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进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法律秩序的整体来看,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侵权法与刑法上因果关系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以期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加深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识。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在弥补我国刑法立法的不足、保持刑法的稳定、克服刑法规范的抽象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司法机关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     

论《唐律疏议》中的累犯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严谨、内容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对累犯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尽管其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维护社会稳定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改革：回归实践性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学专业的必须课程之一,具有实践性特征。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存在一系列弊端,教学效果不理想。该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是回归实践性,更多地采用各种实践性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