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城市视域下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模式研究

针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存在的以"点性"为主,模式类型单一、普适性不强,不能有效协调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等困境。借鉴田园城市理论,提出"以田园乡村景观为本底、产业集聚、多业共生"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发展新模式——"田园文化城市"模式,并对其理念、机制、形式与保障机制进行了综合探讨。     

大遗址保护中聚落搬迁研究——以汉长安城为例

通过对汉长安城遗址内聚落发展现状、趋势及对消极影响的分析,研究聚落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成立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通过城市化不断减少大遗址内居民、多方筹措搬迁经费、加强宣传教育等四项具体对策.     

陕西省植被区划初步研究

根据植被的主要类型与分布，结合植物区系和栽培植物的特点，将陕西植被划分为３个植被地带７个植被区，并对各区主要特征及利用方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山东崂山植被研究

本文对崂山植被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其有针叶林，阔叶林，竹林，灌丛和草甸5种类型组成。其中，针叶林可分赤松林，黑松林和落叶松林，阔叶林由麻栋林，栓皮林和混交林组成，竹林有毛竹和淡竹两种林组成，灌丛常见的主要是胡枝子，乡线菊，小米空木和白檀四种类型，而草甸种类则相对较多，主要有芦苇草甸，结缕草草等7种类型组成，同时对植被的分布规律，特征和利用对策进行了探讨。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与其设计思想

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其营建制度规划布局的特点是规模空前、创设皇城、三城层环、六坡利用、布局对称、街衢宽阔、坊里齐整、形制划一、渠水纵横、绿荫蔽城、郊环祀坛。都城的设计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都城建筑制度,并借鉴了前代北魏洛阳城的建制,又有因地制宜依据实际地理条件的变通布局。象天设都,依据天象星辰位置布局都城中宫城、皇城与郭城众坊里,体现着天人合一与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     

城市植被与城市植被学

城市植被是指城市里覆盖着的生活植物,它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然植物的性质,特点,以及生境条件,属人工植被类群。     

广西植被调查、分类与植被志研编方案

广西是我国植被类型较丰富的省区之一,开展《广西植被志》研编意义重大。本文在全面总结广西植被调查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将植被调查研究的进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80年,第二阶段为1981-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对《广西森林》《广西植被志要》和《广西植被(第一卷)》中的植被分类原则、等级、分类结果及各分类系统的特点进行分析比较。在遵循《中国植被志》的研编标准及规范的基础上,提出《广西植被志》的研编方案,建议以植被型组独立成卷,即可分为6卷：森林卷、灌丛卷、草丛卷、沼泽与水生植被卷、农林植被卷、城市植被卷。其中,森林卷可分为6册,即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分册、落叶阔叶林分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册、常绿阔叶林分册、季雨林和雨林分册、竹林分册;灌丛植被、草丛植被和沼泽与水生植被各独立成卷;农林植被卷分为两册,分别是农业植被分册和林业植被分册;城市植被独立成卷。此外,加上第一卷总论,《广西植被志》可由7卷13册组成。对建立10个植被信息数据库及广西数字植被大数据平台提出初步方案。《广西植被志》的研编及出版必将推动广西植被生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植被调查、分类与植被志研编进展

开展全国性植被清查、分类和植被志研编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工程,可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性治理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本文介绍了中国植被调查的历史和现状,主要植被分类系统的分类依据、等级、分类结果和特点,以及国家和地方层面植被志研编进展,指出了我国植被科学研究中存在植被分类混乱、植被志研编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植被数据库建设、植被家底不清等不足,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数字植被大数据平台、进一步规范全国和地区植被志研编体系的建议。     

山西灌草植被分布状况研究

灌草是山西地区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不同地理位置入手,研究了多种灌草植被的分布状况,对造林地、放牧地的选择,以及水土保持的合理利用、资源灌丛的开发,立地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等具有一定意义.     

唐都长安东郊的旅游风景区

唐代都城长安由于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引人入胜的美景,使得这一时期的旅游之风盛行,上自皇帝、贵族,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等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喜欢游赏,从而形成了一股旅游热潮。本文选取唐都长安东郊作为切入点,将旅游景区与唐代诗歌、史料等结合起来研究,探寻唐都长安东郊的各个旅游风景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唐都长安东郊风景点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秦风汉韵总关情——析秦汉雕塑的情感因素与审美走向

作为造型艺术重要的形式门类之一,雕塑在其生发过程中与传统美学原理相结合,并在其作用下发展和提升.秦汉时期是我国雕塑艺术成熟期,通过对这两个历史时期雕塑面貌的描述与分析,从其各自独具的社会与审美性征及二者共有的美学意趣,阐释了此期艺术创作与情感因素审美走向之间相伴相生的密切关联.     

西汉颍川文化特色浅论

秦汉时期,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儒法兼备”的形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颍川文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行政思想密切相关。     

汉儒的道义承当

较之先秦儒家 ,汉儒的道义承当 ,表现出“通时达变”的务实特色 ,以及视君王为儒道贯通者、儒经裁定者和大过不责君的崇君特色。建构封建社会的需要 ,知识市场的高度王权化 ,援法入儒的思想路线 ,是其直接社会根源。此种特色 ,有助于提高封建官吏文化素质 ,推进封建政治体制建设 ,并将曲高和寡的儒学推向全社会 ,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奠定基础 ;但与此同时 ,又酿成流毒后世的士大夫急功近利卑俗人格 ,丧失了思想学术独立性。但汉儒毕竟还存在少数“不阿当世”的“志道”者。其利弊得失 ,值得当代知识分子深长思之     

鲁南汉墓与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构筑于墓室、祠堂以及石阙之类建筑物上的石质建材,借助石面雕刻各种图像,既具有装饰性、观瞻性和实用性,又表现了汉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鲁南汉画像石以其题材之丰富、雕刻技法之多样、延续时间之长而倍受国内外研究者重视。     

屈原在汉代的接受述评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伟大诗人，以其高尚的人格、不朽的著作，凌越千古而俯视百代。然而两千多年来，屈原并非是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承认并接受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被历史所认可的。从汉初的贾谊开始到汉末的王逸，他们对屈原的接受不约而同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情况密切相关，经历了从对屈原人品、文品的高度赞扬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屈原被赋予了汉代各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精神。人们在屈原的身上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慰籍，并在儒家思想得到确立的基础上把屈原推上了忠君、爱国的精神圣殿。总之，汉代是屈原接受的第一个高峰，奠定了两千多年来屈原接受的基础，开启了后代对屈原人品、文品进行讨论的先河。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东汉王朝的建立与思汉的社会舆论

王莽篡汉后,依照儒家理想主义的治国方针,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非但没有挽大厦之将倾,反而带来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在此情形下,社会各阶层寄希望于刘汉王朝的重建,而人心思汉的社会舆论,一时也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选择,最终促成东汉王朝的建立。思汉的社会舆论不是简单地对刘汉王朝的怀念,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汉政的理性回归,汉政的统治模式的定型和确立,也为后世王朝所遵循。     

汉代民间教育略论

汉代宽松的文教政策、教育与选官制度的结合,促使了民间教育的蓬勃发展。汉代民间教育主要有书馆、精庐精舍、族学、庠序之学和义学等形式。民间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广博丰富,教育时间、地点上灵活多样,教育对象上有教无类,为汉代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教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汉代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