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昭君 咏不尽的情怀——元以前昭君诗的演变及内蕴试析

昭君诗的内容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昭君诗的立意主要有三种：单纯咏史；借古抒怀；借古咏今。昭君诗内容、立意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咏史诗由单纯咏史向诗本体的回归。昭君诗对其它咏史诗和整个中国诗歌产生了影响，诗人们“求新”、“求异”的精神给我们文学创作以启示和借鉴。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它

中国文学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才在总体上有了剧变,“现代意识“方在此期逐渐确定.因此,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从1898年前后开端.黄遵宪的诗论较为系统,在反叛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等诸方面提出了诗歌的革新主张,有些论述已呈现出现代白话诗的雏形.梁启超在论诗上比黄遵宪要大胆和急进.他提出的“三长“说涉及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论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提倡值得我们思考.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论梁启超的欧西学理诗

梁启超有相当部分诗歌具有西方文化的学理性特征,抒写了西方社会科学、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旧形式、旧风格在继承中求变通,甚至自创新体,对新语名、新名词的使用有节制而又很灵活。他引“西学”入诗更多的不是从器物层面上,而是从文化制度层面入手。受他欧西学理诗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的创作潮流,诗歌的“新意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现代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歌的转变

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使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人当在野名偏著,陋可名轩学不穷——论明遗民吴嘉纪的诗歌

明清易代,清兵南下,江南一带的抵抗最为强烈,遭受的破坏和损失也最为严重。吴嘉纪作为扬州、泰州、镇江一线布衣诗群的代表人物,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布衣诗人、盐民诗人,其诗几乎涵盖了明末清初的所有大事件,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艰辛和悲惨生活,堪称“诗史”。本文拟从生平行藏事略、“以诗为史”的写实诗歌和其诗歌艺术特色三方面来解读吴嘉纪其人其诗。     

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

“知人论世”是从诗歌生成机制和创作原理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方法 ;“以诗解诗”是从诗歌文本出发 ,着眼于微观的批评方法 ;“识鉴诸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方法。古代诗论家所提出的三种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诗歌之塔与早逝之命——对朱湘悲剧的解读与反思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与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来救赎人生,却以“与落花一同飘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的方式告终人生。朱湘的悲剧超越了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对他的悲剧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利于返回历史文化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刘克庄“诗外功夫”论的诗学地位

中国诗法理论史大致经历了诗法论的史前时期、格律论、格式论、法度论、活法论、悟人论等六个阶段，这些诗法论都是“诗内功夫”。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光在诗内下工夫还不行，要想诗歌作得更好，必须于诗外下工夫，于是产生了“诗外功夫论”，这是诗法理论史的最后阶段、最高范畴，刘克庄是这一范畴最系统、最完美的建设者。     

徐玉诺与《诗》月刊

徐玉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从题材内容方面概括了徐玉诺在《诗》月刊上所发表的三类诗作。《诗》月刊进一步成就了徐玉诺诗歌创作的先锋姿态,徐玉诺与《诗》月刊的结合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读诗会”及其诗学价值重估

从方言入诗的角度,梳理并回顾新诗史上与此相关的"读诗会"活动,将涉及到读诗会出现的原因、过程、呈现的方式、背后隐藏的声音等诸问题.在新诗白话化、口语化发展演变中,必然含纳从视觉艺术到听觉艺术转型的诗歌试验潮流.这一过程中有实质意义的一翼是异质性的不同声腔之和谐共存,它将在互动互补中继续推动新诗朝现实主义与口语化的方向缓缓流动.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关于"朗诵诗"的讨论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艺术家们为促进诗歌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纠正“纯诗”的影响,使抗战诗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对“朗诵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在“朗诵诗”的存在意义、“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上。这种讨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口语化、散文化,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     

论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而又长期评价不一的诗人。本文试就徐志摩的创作思想、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曾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诗歌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有显著变化，但创作中积极因素仍占主要地位。尤其在艺术上，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史上屈指可数的用自己的艺术征服了读者的诗人，他的诗独成一家，对新诗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论学庸的引诗用诗——《大学》与《中庸》血脉关系的新探讨

关于学庸研究方面的某些基本问题至今聚讼纷纭。采取“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详细地辑录二书文本引诗用诗的“文本材料”,并与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文等新出土的“地下材料”相互释证,证实二者均惯用“诗云”或“子曰”的引语样式,而到了孟、荀则改用“孔子曰”的通常写法,文字习惯的演变轨迹,可证学庸有血脉关系。另外二书引诗论诗的在文本内涵上有固定化的趋向;语气与风格类似;在运思方法上,也有极强的脉络性;特别是学庸引诗论诗均注意挖掘“诗”文本背后潜藏的象征因素与抽象含义,注重发挥“诗”中所蕴有的“心性”成分,这与后世笃守古义的训诂考证之学迥然不同,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艾青的诗歌审美价值观论析

艾青在《诗论》中着重阐发的是中国新诗的审美价值标准问题。真、善、美是艾青诗歌审美价值观的基石。诗要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必备条件，真与善必须通过美的形式来表现。真、善、美必须有机地统一，而不能唯真、唯善、唯美。这就确定了准确的审美价值方位，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丰富的诗美内涵。艾奇认为新诗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意吸收口语的养料，提倡诗歌的散文美，是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歌形式观既相冲突又相交叉的，显示出了互补与融合的效应。     

社会与时代的回应者——五四诗人朱自清

朱自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一生创作颇丰,被人提及更多的是他那至情至真的散文。而朱自清早年是以新诗闻名于文坛,并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引导了当时新诗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还在新诗创作、新诗评论、外国诗歌的译介、扶持新诗人等方面均有积极的贡献。     

努力开拓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以《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心探讨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研究离本体研究较远,高度不够.李娓教授的<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以诗情道性阐说的方式达到了诗歌艺术本原的新发现,从哲学的高度和新的角度开辟了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该著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立论根基,从天道与诗道的形而上品质的高度,以新的角度审视并研究诗歌审美体验、诗歌语言、诗歌炼意、诗歌旋律、诗歌修辞诸多方面的表现特征及其形而上渊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与新观点,为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研究草构一个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