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的阐释及其评价

尽管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之影响.但他比较自觉地使用"文艺复兴"理念来阐释现代中国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运动,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及50年代.在具体内容上.其"文艺复兴"理念一方面是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艺复兴",另一方面是从ll世纪开始直至现代中国、持续近千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胡适对五四新文学在理论上的阐释语境.从20年代到50年代,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从绝对的五四新文学中心观,向世界新文学(现代文学)和新文化(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扩展,并最终落脚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本土意义与价值的调适之上,并以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本土化适应与生成结果作为新的文化理念诉求.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主题的历史演变

启蒙、救亡、娱乐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各有其特定的含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时间也不一样,但它们之间有相互联接的内在联系,具有相互渗透的特征.启蒙与救亡主题的主旨都指向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启蒙主题中的科学主义思想又会引发娱乐主题的创作,救亡主题与娱乐主题在一些作品中实现了融合.     

简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内涵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可以视为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现实主义的一次嬗变,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视角表现和探讨了的复杂内涵,也是五四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深度拓展。     

“五四”文学的阐释困境与动态阐释模式的形成

对"五四"文学的阐释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期的文学史研究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分别展示了他们各自理念观照下的"五四"文学,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则习惯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五四"文学放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反动、理性/非理性、写实/抒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启蒙/救亡等对立框架中进行考量,从而造成"五四"文学的阐释悖论。新时期以来,研究界渐渐摆脱之前那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吸取西方的非本质主义、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尝试以关系思维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五四"文学,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五四"文学的复杂与悖论性。     

新历史小说中解构式的革命书写

对革命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历史小说相较于此前的"红色经典"以及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带有启蒙意味的历史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解构"为使命,解构历史目的、解构革命动机、解构英雄神话,表现出了极强的颠覆性。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人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讲话派"批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则有三方面的标准:启蒙的标准;救亡的标准,胡风把它统一到启蒙要求中;美学的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但他视其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基点而非第二位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文学是胡风和"讲话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20世纪90年代与当下中国——张旭东教授访谈

朱羽(以下简称朱):张老师,一直以来,您的研究可以说有两条线索,一是所谓"西学",比如解读本雅明、黑格尔的作品,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专门处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文献,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另一方面,您的"中国研究"也很有特色,尤其是《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两书分别聚焦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构成一个宏大且极富启发性的研究序列.如今学术界关于"90年代"的终结或"短暂的90年代"已经有了不少讨论,也许站在今天的视角上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会别有一番意味.我想问您的是:您是以何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切人90年代这一整体性研究的?     

从“启蒙”到“革命”:关于思想史书写转型的对话

从启蒙到革命是20世纪政治、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这种转折也必然会导致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转型,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书写者从自信的"导师"角色转变成充满"罪感"的学生,从中心走向边缘;二是在写作策略上由"五四"时期的凸显主体到隐匿自我;三是在思想传播上由"五四"时期的良性状态走向困境与尴尬。     

试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暖昧期、30年代至70年代的消融期和80年代后觉醒张扬的超越期，渐渐走向成熟。这种变化是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妇女解放的步伐相一致的。     

近代视野中的中西平等观批判

近代中国倍受西方列强蹂躏，救亡与启蒙成为双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自由、平等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和价值诉求，救亡还使近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平等具有跨越国界的意义，如何使中国摆脱列强奴役，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所讲的平等迥异于西方之处，也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特色。遗憾的是，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实现中国与西方平等的目的，反而在其论证平等时默认了中西之间的不平等。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原因颇为复杂，既与中国近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中西之间的强弱对比有关，又与近代思想家的软弱和对现实估计不足有关。     

王朔现象: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大众文学(文化)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学失去轰动效应构成强烈的时代反差,“王朔现象”一方面以对主流话语的戏谑和嘲弄。彻底消解了启蒙、理想和崇高等人类的深度价值;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破碎、混杂、悖谬的“痞子语言”冲击了板滞、僵固、单一的精英分子的“书面语言”,从而达到与大众化(学)的合谋,标示出中国化(学)重新构造的路标。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发展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五四时期的觉醒期,30年代至70年代的消融期和80至90年代后的发展期。在女性意识的嬗变发展过程中,显示着女性意识由自觉走向自醒,由模糊困顿到明晰多样。从不同阶段女性意识的不同特点中,可以透视出20世纪女性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困惑。     

The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to "the 1980s"-Xiang Changshang and the Vitality and Crisis of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小说《乡场上》为我们重新勾勒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所设想的新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提供了可能.围绕小说主人公冯幺爸独具的财产权观念的辨析,以及由此带出的“按劳分配”问题的复活,可以考察80年代初期改革的动力及其自我理解的真实情况.这种理解有别于关于80年代的主流叙述,使我们有机会重探80年代的历史复杂性.     

试论丁玲的文学批评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经历由重视同情、理解的认同批评,到强调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化批评,再到倡导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其中,自由民主的批评思想和充满激情与个性化的批评特征是其不变底色,呈现出较鲜明的"五四"启蒙色彩。     

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女性新诗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女性新诗写作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女诗人在作品中反思"女性"文化身份,强调自我书写的权力,彰显女性性别意识,这一转变,表现出女诗人对女性自我的重新审视,同时也折射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屡经屈辱与幻灭以后的觉醒与崛起。五四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爱国救亡、文化启蒙、变革社会,具体表现为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反帝与反封两大任务。一、民主与科学:五四的两面旗帜五四时期,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打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那些希图中国强盛,不甘民族屈辱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纷纷在这两面旗下集结,并以此为思想武     

回看历史的那一场争论——也谈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曾有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如今，若是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这一历史位置来重新回看历史上的这场思潮论争，可以发现其在以青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文革历史错误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性的诉求与市场经济之间完成一种“无意识的共谋关系”。因而，对这场思想论争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在重提现代性批判的今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已经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迥异于新时期小说的叙事特征。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市场化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得以实现的巨大动力,而现代性则更是中国文学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甚至更早的时间内持续的现代化诉求。把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放在这样的全球化、市场化,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了期盼世界认同的努力和尝试。在这样的理想下,小说创作在思想表现方面虽然失却了深度模式但是却成就了叙事意义上的另一种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