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试论吴越文化与岭南文化对中国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吴越和岭南地区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克服过度的功利化倾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进路解析

女性主义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展开其科学批判与科学研究,在传统科学观、建构论与科学实践论三种视域中形成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1)在传统科学观视域中,女性主义主要以“概念分析”为进路,试图通过对理性、客观性等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揭示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男性气质,并以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新客观性等概念构建其理论;(2)在建构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理论建构”为进路,试图通过对建构表征与反身性困境的批判和反思来构建女性主义科学衍射新模式与科学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3)在科学实践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其进路,使其科学研究视域转向性别、种族、阶级等异质性因素与科学的动态作用研究,揭示性别差异的多层次性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尽管认为传统中国因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未产生出科学,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特别指出汉代人具有科学精神。首先,汉代人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将形而上的哲学观念转变为具有实际内容的科学观念;进而,他们以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为基础,建构出囊括人与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胜"与"天人感应"学说,形成了系统化的、科学的世界图式,即汉代人赖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观。但是,汉代的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观建立在主观联想的基础上,而主观联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曲解,并非真实有效的科学反映。所以,汉代人在依此科学观解释和改造世界时便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性在冯先生看来主要受到巫术的影响。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论科学解释模型的范式转变

科学解释从亨佩尔"演绎—规律"模型到范·弗拉森语用学解释模型的发展,显示出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即从以语形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静态逻辑向以语用分析为基础的动态语境的变化,它深刻地反映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演变路径,标明了语用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手段已全面地渗透于科学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     

“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

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在追求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历程中,在"救国→兴国→强国"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经历了"革命性语境→政治性语境→经济性语境"的社会语境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意涵的理解经历了"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折射出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环境对农业科学的影响

农业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它的出现、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地得以实现的，而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著名科学社会学家B．Barber认为，影响科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有结构差别和文化差别、价值体系、工具需要、经济因素，政治结构和需要，宗教、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的分层制度等。科学哲学家G．F．Kneller认为，影响科学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世界观、思想方式，哲学，民族的科学传统、舆论、教育、政治和经济等。本文主要讨论经济、政治期社会意识形态三种环境因素对农业科学发展的影响、制约作用。     

科学模型是虚构的吗?

模型在科学研究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科学家往往通过直接研究模型而间接地研究世界。那么,科学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应当具有什么关系?传统的观点可统称为模型的"拟真观",这类观点认为科学模型与现实对象之间应当具有同构或相似关系,科学模型至少是对真实世界的近似化或理想化的反映;而一种新兴的观点则主张模型既不必同构或相似于待研究的对象,也不必在真实世界中有其对应物,科学模型本质上是虚构的,此即"虚构观"。"虚构观"将科学模型类比于文学作品,强调科学模型之违背现实或依赖于想象,以期对模型的建构和使用过程提供新的洞察,但在对"虚构"概念的理解上却存在偏颇。     

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研究

科林斯的"第三波"理论试图挽救被SSK所破坏了的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形象,在建构论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内行性质。"第三波"构建了不同于默顿科学社会学和SSK的"专家知识"概念体系,将科学的建构特质与内行特质整合起来,并基于此回答了困扰学界的"延伸问题"。第三波为人们反思默顿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科学中的认知与价值——与陈瑞麟教授商榷

陈瑞麟在《认知与评价》中提出:认知与价值具有核心、主导、内在的地位,透过认知与价值的中介,社会因素才能对事实的形成与科学的发展产生因果影响。他接受SSK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无偏性、反身性这三项原则,但是坚决反对"对称性"原则与ANT的利益说明。笔者认为:陈瑞麟的分析仅限于自然科学;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非截然二分,即使是"内在认知价值"也可能有其社会根源;虽然认知与价值在大多数科学案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必然保证如此;建构主义的正面意义在于,我们如何通过科学体制的公正性来捍卫科学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倡导从"后科史哲"走向科学技术的"新史哲社"。     

马克思科学观的实践性探析

马克思科学观是在实践基础上建构而成的,因而实践性一直贯穿其科学理论建构的始终。本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的分析文本,从马克思科学观的存在论基础、生成论基础以及价值论基础三方面进行分析阐释,力图全面论证实践在马克思科学观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欧美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之比较

国内的科学文化研究是在不改变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表象论的前提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来研究,可划归为大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视域。欧美后SSK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扩展到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是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转向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论,是对科学客观性和表象论的进一步背离和消解,强化和放大了各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对制造科学的作用;背离了科学家的真实立场和科学的核心问题,成了反科学的帮凶,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二者在研究内容、方法、理念和科学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亟需解决的问题。     

开放科学及建构的制度逻辑

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前者属于科学共和国"Republic of Science",后者属于技术王国"Realm of Technology",两者具有天生的互补性。开放科学作为一种非市场化的激励制度,提出一套基于优先权的报酬体制,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追求创新知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催生高质量的研究和创新(Research&Innovation)至关重要。本文在阐述开放科学起源、发展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重点从公共资助、累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分工四个方面,深入探究了开放科学建构的制度逻辑。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另眼看默顿科学社会学

在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其思想资源之一,而且充当了某种理论参照系的作用;同时,默顿科学社会学强调科学的自主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科学依赖经济需要和物质生产的观点,既是一种"反调",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制度的研究是开创性的.这种研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看到的关于科学社会本性的许多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