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文帝的节俭政治

隋朝君主隋文帝有鉴于北周宣帝、南陈后主奢侈失国的历史以及迫于立国初期政权不稳这一形势，即位之后即在全国大力倡行节俭。这一措施促使了隋初财政状况的好转，吏治的改良以及社会风气的改革，但也为隋炀帝谋夺太子位提供了契机。隋文帝倡行节俭的实质是巩固其专制统治、维护其集团利益的一项策略，故到他晚年，随着政权的稳定，其节俭政治也开始败坏了。     

论金代儒学的传播

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从汉代以来作为汉族封建政权的统治思想，一直贯穿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学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有着比较强烈的吸引力。辽金时期，契丹、女真贵族出于巩固政权、推进汉化等需要，对儒学的传播也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台湾地区实施地方选举的政治分析

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外交”上面樯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国民党政权的生存造成极大的挑战。为了巩固政权，建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二元政治体系，以党国威权体制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层面，而将基层选举作为巩固威权统治的机制。从国民党对地方选举制度的设计以及操纵选举的策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地方选举，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地达到社会控制与政权统治。     

论秦代移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统治，曾多次移民。这些移民活动程度不同地打击了六国旧贵族势力，巩固了秦政权，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地区经济化交流。     

论总务厅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殖民统治中的作用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手段炮制的一个傀儡政权。为达到牢牢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极其隐秘而高效的“总务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 ,都确立了“总务长官”的首席制。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意图 ,就是经过以总务长官为首脑的日系官员的操纵和控制 ,然后逐级下发执行的。这样 ,在伪满内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体系。总务厅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总务厅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殖民统治中的作用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手段炮制的一个傀儡政权.为达到牢牢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极其隐秘而高效的"总务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都确立了"总务长官"的首席制.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意图,就是经过以总务长官为首脑的日系官员的操纵和控制,然后逐级下发执行的.这样,在伪满内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体系.总务厅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之考论

曹魏一代对宗室名为分封而实加禁锢，主要表现为“虚封”，频繁徒封，限止朝聘，严禁任职，多加伺察等政策，这虽引起了曹植等宗室诸王的不满和抗方，但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原因，既与曹魏统治之寒门出身及其法术之治有关，也与曹丕早年争嗣的经历不无关联，就其影响看，此举削弱了曹魏统治的基础，不利于其政权的巩固，并由此引起了晋代君臣的深思。     

《二年律令》所见“卿”与二十等爵关系新探

《二年律令》中出现了大量与爵位相关的"卿",将之视为秦或楚赐爵制中遗留的爵名,既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又与史实和原始简文存在矛盾;将其定义为二十等爵制中的爵档,亦稍嫌含糊。"卿"既不是二十等爵的一个爵名,也非爵档,而是来自于周代的爵位系统,被借用来发挥二十等爵的身份性功能。随着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的发展,作为身份标尺发挥功能的"卿"开始与二十等爵逐渐脱钩,转而与秩级挂钩,但在习惯上仍旧将"卿"用作左庶长到大庶长这九级爵位的代名词。     

大理地区土司制度初探

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区域分封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行使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叫土司制。这种制度作为我们多民族国家整体内的特殊政权形式经历了阶级社会的漫长途程。综观历代帝王要求得统治地位的巩固,没有不借重“土流兼治”、“以夷制夷”为其施政方针的。王朝嬗递,土司制并不取缔,只是改换一下名目而已。为此,研究土司制无疑是民族史、地方史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大理地区的这个问题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从“革命”到“革命”：建国以来教育主题词的演变——以“革命教育”到“教育革命”的转换为例

建国前30年，党和国家推行以革命为主题的教育，主要是出于在夺取政权的基础上为巩固政权服务的目的；改革开放30余年，教育领域的改革与革命，体现出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要求。教育从“革命”到“革命”的演变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寻求民族生存到追求大国崛起的历程。反映了民族与国家最大利益至上的要求。     

高句丽贵族制度及其发展

高句丽贵族制度具有与中原不同的特点,即其贵族具有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和权力,贵族权不依附于王权而独立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贵族权是建立在五部制、贵族会议制、官位制的基础上的,因此,五部制、诸加会议制、官位制三制度体现了贵族制度发展的轨迹。     

关于《日本刀歌》作者及其影响的考证

《日本刀歌》分别见于欧阳修与司马光文集中,从版本角度,及与日本刀主人钱君倚、歌咏者梅尧臣的交游角度考证,认为此诗为司马光之作可能性更高。梅尧臣、司马光所作两首《日本刀歌》为后人提供了新的歌咏题材,并在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成为后世以日本刀为吟咏对象的诗歌范式。     

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

《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反映了司马迁的“以富利为核心、肯定工商经济、主张合理劳动致富，反对权力以成富”的自由经济思想；同时，司马迁还以其经济思想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驳。     

从《史记》中的俗乐史料谈先秦、秦汉俗乐之发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两千多年前西汉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言.他的不朽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这一巨著中,作者从各个方面记述了中华民族自轩辕黄帝以迄西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历史.其中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历法、人物、科技、医学、音乐等各个方面.     

长江江苏河段嘶马弯道崩岸与护岸研究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江江苏河段把弯道来水来沙，河床边界组成，弯道横向环流情况下的水沙运动和河床演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嘶马弯道崩岸坍江的原因，特点和工程防护措施，对弯道的稳定性运用钱宁公式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结合嘶马河段护岸工程实践，对丁坝，沉排，平顺抛石等护岸形式进行总结比较，探求最佳护岸类型，进一步对长江扬中河段特别是嘶马弯道作出系统的整治规则。     

管窥后唐枢密使的外朝化趋势——由郭崇韬、安重诲两案探讨

郭崇韬与安重诲处于五代枢密使由内廷转向外朝的重要时期,其生前身后都伴随着权力与制度的分化重组。郭崇韬处于转化初期因无力对抗内廷势力而失败,而安重诲跋扈外朝转而侵夺皇权,败于君臣权力的博弈。探讨两案例中枢密使所表现出来的外朝化倾向,对于加强枢密使制度的研究应有一定的意义。     

从《史记·河渠书》看战国秦汉水利工程及其效用

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关系巨大,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以记载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全国水利建设的情况。在对《河渠书》做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主要是对文中出现的水利工程及其利用的水系进行归纳,并试图探讨《河渠书》中所提及的水利工程在当时发挥的效用及其对现今水利建设的启示。     

论明清相如文君戏中情与理的嬗变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是明清戏剧的重要题材。明初的相如文君戏虽有对私情的欣赏,但道德教化是其根本旨归;到明中叶以后,此戏则高举情之大纛,奏响了至情的强音;到清代,相如文君戏则寄予了作家的忠君报国梦,从而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思想历程。通过梳理明清相如文君戏中情与理的嬗变,其间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襟怀抱负与时代社会潮流的关系昭然若揭。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宋代五礼中的易服探析

在宋代五礼中,"冠服体制"的分类分等要求参与典礼者按照场合和身份的不同更服适宜的服饰。吉礼之皇帝亲郊、嘉礼之册皇太子、宾礼之大朝会和军礼之献俘等仪式中君臣的易服均表示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以及适应场合变化的需要,凶礼之孝宗居忧期间的易服则是表达感情。礼仪作为一种权力表达的方式,正是在频繁易服等仪式的展示中,权力获得认可并发挥作用,礼制所蕴含的追求秩序等方面的含义也才得以表达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