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新考证学”思想

梁启超在近代史学界占据很高的地位,其史学研究内容也包罗万象。梁氏在继承乾嘉考据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扬弃,并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潮加以学习,将两者融合开创了梁氏的"新考证学":内容上,在史学目的方面求真资鉴,在史料方面正误辨伪,在史籍方面去粕留精;形式上,"新考证学"的"新"在于中西学的融合、传统的继承发展、敢于怀疑的精神。梳理与理解梁启超的"新考证学"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其特殊意义。     

编辑学视域下《资治通鉴》史学思想质疑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其史学思想和编辑思想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典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从编辑角度出发发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资治通鉴》在思想方面有唯心主义历史观之嫌,立场上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纪年方面"借年纪事"有失偏颇,这些问题均值得注意。     

关于《日本上古史研究——日鲜关系与日本书纪》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日本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池内宏在《日本上古史研究——日鲜关系与日本书纪》中体现出的对史料的质疑与辨伪的思想,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时代及个人局限,书中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日本书纪》中纪年考辨不足,对四世纪日本国力考辨不足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浒传》李贽评本辨伪述评

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水浒传》李贽评本的辨伪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达成了一些共识。新时期《水浒传》李贽评本辨伪的主要方法是多维度比较与旁证,如:《水浒传》李贽批语与李贽思想、文风的比较,与其他署名李贽评作品的比较等。辨伪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如方法偏失、学风浮躁等。未来的《水浒传》李贽评辨伪工作应将重点放在扩大评点者候选人范围、深化与两种"李评本"刊行相关人士生平和交游情况的考证等几个方面。     

伏尔泰史学思想辨析

伏尔泰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批判政治军事史，倡导文化史；批判神学史观，提倡理性主义史学；不过通读伏尔泰的史学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欧洲中心论依然突出；英雄史观尤为明显。他的史学思想对于后世西方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龚自珍史地学的爱国思想

龚自珍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史地学实践所体现的国家一统、民族团结观念和以边安边、防御侵略思想是其爱国主义史学的精髓,对当前妥善处理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赵翼与乾嘉考据学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非常著名的诗人、史学家和诗论家。在诗坛上,他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在史学上,他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为"史学三大家";在诗歌理论上,他的《瓯北诗话》评古论今,足可称之为清代诗歌理论创新之典范。作为史学家的赵翼,其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诗学思想。对赵翼与乾嘉考据学最重要的三个派别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窥探出赵翼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点。     

新史学研究的又一本好书——读李勇教授《中国新史学之隐翼》

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具有中西史学结合看问题的视阈。它分"欧美史学在中国""大陆世界史学界""台湾历史学界"三编,分述中国新史学中常常被忽略的内容。其对于"中国新史学"的提法新颖,令人信服;关于"隐翼"的界定恰当、明晰;运用"两只眼睛"思考史学问题,注意借助于西方史学方法论解决中国史学相关问题;在鲁滨逊和梁启超新史学的关联、李大钊与西方史学思想、张贵永欧美史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有创见。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变,一是由过去的旧史学变为"新史学"(含史料派史学),一是由"新史学"演进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唯物史观的传入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临门一脚,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诞生了全新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和丰硕的史学成果,催生了史观与史料并重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从高度重视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两个方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阐明当代史学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做了概括,将它的要点归纳为以下五点:(一)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四)科学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历程,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高对"三个选择"必然性的认识;(五)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欧洲近代史学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欧洲近代史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于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欧洲近代史学东传的过程中,傅斯年穿针引线,对欧洲近代史学的引介不遗余力,贡献尤著。尤其是,他对巴克尔史学的借鉴、兰克治史理念的宣扬,以及德国"种族-文化"观念的运用,不仅成为其取得重要史学成就的学术渊源,而且为转型期的中国史学创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欧洲近代史学经由傅斯年输入国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取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观、人民群众史观、社会矛盾理论等。他所确立的史学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晚年的思想偏差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专著众多,《饮冰室文集》为其著名的代表作。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变法思想、立法思想和法史学与法理学思想,这些思想都是梁启超在不同阶段思想的体现。梁启超的法律思想对当时中国的法制近代化做出重要的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法制近现代史中不能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通典》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识微

经世致用是杜佑<通典>的主要撰述宗旨,也是通贯<通典>始终的史学思想.在<通典>中,杜佑以其政治家兼史学家的俊识通才成就了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通典>实开中国史学史经世致用史学之先河.     

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与佛学

魏源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界碑式”的人物。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他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源晚年专心于佛学,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郑樵的会通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南宋的郑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鲜明地提出了“会通”思想,这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会通”思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在当时空谈义理、不重实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中,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并将其付诸修史实践,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为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     

试论抗日战争以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革命史学思潮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忽视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从抗战时期始至"文革"前这一段时期内愈演愈烈.革命史学思潮经历了抗战时期的源起,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和胡适批判运动中的潜滋暗长,再到反右运动的激化、"史学革命"爆发的高涨,最后到"文革"前的独霸史坛.革命史学思潮给史学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史学研究在政治运动下沦为工具和附庸.     

刘知几及其《史通》述论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他 ２０岁考中进士; ４２岁时,始任史官,撰修国史。 《史通》是刘知几终生所萃的史学名著,也是我国最早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史学思想贯穿于《史通》之中,其核心,是著名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史通》中,刘知几史学思想突出的方面,一是史法上“秉笔直书”的精神;二是史现上对传统思想的大胆批判。     

20世纪20年代中国西方史学课程建设研究——以留美学人为考察对象

伴随20世纪前期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中国世界史课程的多样性与细化以及中国高等院校"史学系"的诞生,到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中国西方史学课程正式开设。留美学人通过讲坛授课、翻译西方史著、编写教材等途径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让西方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使中国史学与世界接轨,对中国西方史学课程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屈原的历史思想

屈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本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对于其历史思想鲜有提及。屈原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天命、重人事；主张历史在变化中向前发展；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