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标准——以《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为例

翻译批评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吸引了译界学者的广泛兴趣,但针对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学界仍莫衷一是。虽然从最初单一闭合的语文学范式发展到如今动态多元的标准,但标准的统一性和公认度仍较低,这对于翻译批评研究的发展较为不利。笔者在吕俊教授的《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反思翻译批评研究的本体,分析当前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价值学评价体系为基础的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翻译批评标准。同时结合《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指出该标准的优越性。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翻译的过程就是操纵的过程。《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各有千秋，但最终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原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可以为客观地评价译作提供依据。     

后殖民视阈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研究

古典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英译本也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了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英译本中在处理文化意象是各自所用的翻译策略以及由此体现的文化意识,指出两个译本呈现出一种＂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对峙,而前者的翻译更有利于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平等交流。     

从翻译伦理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后,更多地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主张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因此,回归到对翻译伦理问题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从翻译伦理这一角度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翻译伦理的四种伦理模式在《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体现。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配饰翻译的对比与鉴赏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被广泛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宝库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小说内容涵盖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习俗等,有多种语言译本。其英译本中有两个公认比较成功的版本：一个版本为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所译;另一个版本为英国译者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明福德所译。文章尝试对比这两个译本中关于人物配饰的翻译,从中选取一些包含文化因素的实例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而说明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可以达到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而达到了翻译目的的译本就是优秀的译本。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红楼梦》库恩德译本为例

谈到文学翻译,人们会立即想到"翻译者,叛逆也"这一说法。由于中西方语言体系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流,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势必会发挥主观创造性,甚至是叛逆性,对原著进行变通。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作品中普遍存在,对于各民族文化交流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结合《红楼梦》库恩德译本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其内涵意义以及表现形式。     

理解与表达《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作为源语语言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媒介,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作。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不同的作者译出不同的译文,更是司空见惯。文章立足于《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的比较,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做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展示二者之异同。     

从《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通过甄选伊万.金(1945年版)和施晓菁(1981年版)翻译的两个《骆驼祥子》英文译本,针对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译文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剖析,同时通过两位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译者在《骆驼祥子》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相似或相异的翻译策略,尝试性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操控。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自＂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文化地位得以确认。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充分理解、译者对相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再现原文时发挥的创造性等方面。     

试论文学理论发展对《红楼梦》英译本形成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颠峰之作。从1830年至今出现了多种《红楼梦》英译本。从历史的角度看,相关文学理论的发展会极大地影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从而导致译者"叛逆"行为的产生,这是限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主要原因。     

论译者的翻译策略——《红楼梦》的两英译本文化信息翻译对比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取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同的译者,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对同一作品往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红楼梦》的两位译者,杨宪益与霍克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在其翻译中分别采用了以异化为主和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作者认为异化策略在保存源语文化特色和传播源语文化遗产方面更为有效。     

在异化与归化之间:《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

本文对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不论用何种方法手段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归根到底不外乎采取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作者通过对《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几个因素,提出极端的异化和归化均不可取,二者应相辅相成、相为补充。     

最简方案背景下的汉语习语及其翻译研究——以小说《红楼梦》杨宪益夫妇英译本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学理论的最简方案(MP,m in im alist princ ip le)。本文从最简方案视角对汉语中习语的翻译问题作了简单的探讨,并以《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的一本中的习语翻译为例,试图从最简方案背景下解释习语的翻译。     

对《红楼梦》情节的心理学读解——以《红楼梦》中的几个梦为例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梦进行分析。指出曹雪芹以梦结构情节,既精彩又合情合理,并指出曹雪芹虽处于现代心理学未形成之时,却已有相当的心理体验及知识,并借鉴前人的经验将心理学知识成功地运用于创作之中。     

典籍翻译的文化传播意义——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

翻译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是传播文化的途径。在各国积极参与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典籍作为各民族传统文明和文化的精髓,其翻译无疑是让世界了解其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国的《红楼梦》的英译为例,借助奈达的文化因素分类法,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的角度阐述典籍翻译的文化传播意义。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标准中首要的一条即是"忠实",但是纵观中外翻译史,许多被奉为经典的译作并不符合该标准,而是参杂了译者的思想及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思想即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隐形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及由此造成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三方面探讨了这种虽隐形但重要的影响.     

文化图式差异及其翻译策略——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文化图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文化图式的差异。文化图式差异包括文化图式缺省和文化图式冲突,这两者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了文化图式差异,并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归纳两个译本在处理文化图式缺省和文化图式冲突时所采取的策略。     

意识形态对文革时期美国文学翻译的操控——以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权力关系和赞助人等因素影响着翻译，其中，意识形态是操控文学翻译的主要因素。将以文革时期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探讨该时期特殊的的美国文学翻译现象，并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对翻译策略进行操控。     

作者还是读者——目的论视域下《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在文学作品翻译中普遍存在,《红楼梦》在海外传播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文化误读＂现象。本文从目的论的视角,以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为范例,对其中有意识地文化误读现象进行客观分析,认为在批评这些误读的同时,应看到译者当时的翻译目的,从而更好地了解误读的根源,更加客观地看待霍克斯的译本及其在当时的背景下产生的积极效果和对《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作出的贡献。     

从中英文化差异视角探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骂詈语的翻译

运用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对文化的分类法,从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物质文化五个方面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骂詈语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译者在骂詈语的英译上由于不同文化的取向所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便促进跨文化的交际,消融翻译中出现的文化缺失和错位,更好地指导翻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