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科举在晚清的崛起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始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因设立科目,考试以举士,所以称为“科举”。明代与清代,科举相沿袭,均以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举人经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殿试赐进士出身者为进士。贵州科举起于宋而兴于明,清代又胜于明代。晚清时期,贵州科举异军突起,表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全国士林学界为之瞩目。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咸宁历史名人冯京其人其事

“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咸宁历史名人冯京其人其事佘斯勇在中国历史上，自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七年（公元５８７年）废九品中正制，以德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举人，炀帝杨广又置进士科，始开科举之制，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清政府推行学校教...     

校读文章一贯後记

友贻余以日本钞本文章一贯,为明人论作文法之书。中土向无传本,清人著述,未见称说,盖其佚亡已久,一旦珠还合浦,欣幸何如!题“山东武城丙戌进士高琦编集,同总时吴守素同集”。考守素亦武城人。顺治刊本及乾隆刊本武城县志,载高琦中嘉靖乙酉科举人,吴守素中嘉靖戊子科举人。雍正刊本山东通志,乙酉科举人共七十三名,高琦中第四十名,戊子科举人共七十五名,吴守素中第三十六名。三书并载高琦以嘉靖五年丙戌科袭用卿榜成进土,余藏有明状元微,载嘉靖丙戍科策题一道,则琦成进士之试题也。乾隆刊本,武城县志又载琦为歙县知县,刚正不阿,忤当道,谢病归…     

金朝科举制度探析

金朝科举制度来源于辽宋，首科尉闭是天会二年，开科38次，文武举并行，取土范围扩大列全国各个地区，实行分级递进的考试方法，考场制度非常严密，进士科取士人数在5000—6000之间，平均每次150人左右。金朝科举取士，科目出身不同，则仕进前景不同。金朝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有利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甲”不是“前三名”

通常用“名列三甲”来表示“位居前三位”,这种比喻是错误的。用“三甲”排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明、清时期参加中央级考试(先会试,后殿试)的各省举人考中进士后被列为“甲榜”,     

清代科举史料考释举隅——写给北京台湾会馆的学术报告

通过挖掘原始史料,对《黄宗鼎齿录》史料,台湾师生进士施士洁、汪春源墨迹,《江西闱墨（光绪癸卯）》科举史料以及《申报》所载有关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台湾进士的相关资讯若干史实进行考辨和补正,可供北京台湾会馆布展和解说工作之助以及相关课题研究者参考。     

金朝科举制度探析

金朝科举制度来源于辽宋,首科时间是天会二年,开科38次,文武举并行,取士范围扩大到全国各个地区,实行分级递进的考试方法,考场制度非常严密,进士科取士人数在5000-6000之间,平均每次150人左右。金朝科举取士,科目出身不同,则仕进前景不同。金朝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有利于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张琴《莆田县志·方言志》考论

莆田末科进士张琴于民国期间编修《莆田县志》，该志中的“方言”内容，无人提及，其体例、方言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存在一些缺陷。     

论唐代进士家庭的教育

唐代进士家庭作为一种新兴的家庭类型，其家庭教育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唐代进士家庭的教育既有一般家庭教育的共性，又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重视科举教育。以其家风教育和家学教育为切入点，观照唐代进士家庭教育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其在家庭教育上对思想文化的态度明显迥异于其它的家庭类型。     

浅谈殿试的起源与演变

殿试最早出现于武则天时代,而作为制度正式确立则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殿试的难度不大,但却是决定名次的一次考试;殿试的形式并非单一,它有三种类型:文举的常科和制科及武举;通常人们认为伴随殿试第一名的出现有了状元的称呼,可状元的出现要早于殿试;而参加殿试的进士们自赵匡胤后才统称为天子门生,天子门生实为皇帝控制科举的产物;状元由皇帝钦点,有时与运气相关。     

天花藏主人才子佳人小说对科举的揭露与批判

天花藏主人才子佳人小说对科举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包括对只会作八股文的进士进行批判、揭露科举考试执行过程中的黑暗现象等方面,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否定科举道路的思想.     

试论“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的科举诗

席佩兰，清代常熟著名性灵派女诗人，被袁枚推尊为本朝第一。她有极为明显的男性意识，且伉俪能诗。其夫孙原湘与王昙、舒位合称“江左三君”，然场屋不畅，席佩兰诗中对此有所记述，该类描摹科举情状之诗颇见性灵派诗歌的特色，既具审美价值，又有认知价值。     

唐代“献著赐官”现象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有“献著赐官”的现象,时人将其诗歌、赋颂、文章等进献给皇帝,就可能直接获得官职.唐人献著,既有“投匦”的具体方式,又有“自举”的制度保障,且与科举中的“制科”相关.“献著赐官”既是一种补充科举的特殊选官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推动唐代文学的繁荣有客观影响.     

清末科举制度变革考

清末科举制度变革考别必亮１９０５年９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宣告起于隋代、风行中华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科举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明末清初对科举的批评就已不绝于耳，如顾炎武...     

渠本翘与山西现代工业现代教育

渠本翘出身于山西祁县富商渠家大族，他读完读通了《四书》《五经》，成功走过了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路子。他作过官，曾任朝廷内阁中书、驻日本横滨领事、典礼院直学士，但他作官不像“官”，他把他二十多年的社会活动、他的知识、他家的巨额资本，都用在了发展近代中国所急需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工业上。渠本翘是富商中少有的把资金和知识用到开启中国现代工业、现代教育的值得研究、值得纪念的人物。     

从社会风习到国家制度——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形成过程考论

诗歌成为唐代进士科的正式考试内容，有一个从社会风习到国家制度的过程。“以诗取士”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的诗教说，它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现实存在是在南朝时期，最终凝定为国家制度是在高宗、武后之世。     

晋徽商子弟科举教育程度比较分析——以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为例

通过抽取明清时期山西教育发达的蒲州、太原与文风鼎沸的徽州在进士数量和分布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量与晋徽商两大商帮教育程度的密切联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阐明晋徽商两大商帮在科举教育方面的发展程度。     

文武之道与科举废除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意识的“文治”，其背后的支撑恰恰是“武功”。科举的盛衰，随国运而升降，而非国运随科举升降。近代武人的崛起，盖内外患交困之下整个局面的渐趋崩盘而不得不已，若过多的归咎于科举的废除，似有因果倒置之嫌。     

唐代进士试诗中的谈理悟道诗

唐代进士试诗一般是指由尚书省主试的诗歌,是唐代科举的常考之体。其谈理悟道诗,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感悟,是进士试诗中较有特点的思想内容之一．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