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都长安的社会现象与杜牧的诗歌创作

京都长安是杜牧诗歌生涯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地域，京都长安的生活贯穿着杜牧的一生，影响着杜牧的诗歌创作；杜牧的诗歌也反映着京都长安的诸多方面。以“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为诗歌追求的杜牧，充分发挥了诗歌批判、疗救社会的功能，在诗中反映了京都的时局及政治问题、讽刺了京都的腐朽政权、鞭挞了贵族统治阶级、观照了封建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呈现了晚唐时期京都长安的种种社会现象，指摘着社会的弊病。     

论杜牧《清明》古诗英译的中国语言文化内蕴

选取唐朝诗人杜牧《清明》一诗的英文译本为分析对象，以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为参照，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杜牧《清明》一诗中的中国语言文化内涵，提出中国古诗的英译，在照顾本国语言文化的同时，始终要记得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做权衡，以找到翻译中的平衡点。     

杜牧和谢脁

谢脁的诗清丽新警,圆美流转,不但其清丽的诗风对杜牧有影响,其山水诗和咏物诗也对杜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杜牧与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之世的一件大事，杜牧的党属一向未能明确，本文从杜牧与牛李交际之浅深、政见之异同以及仕途升降诸端予以详细考察，从笔记野史搜罗材料，参稽诸家论述，摧陷廓清，力论杜牧当归牛党，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暂时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舍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国宝守望者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     

唐人恋情诗试论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中晚唐诗人们将情爱视为人生的重要组成。但抒写一己之恋情、艳遇有大忌在；不便于诗中明言之，故每晦其迹，而托寓神仙相匹、人神相恋，或摄取神天仙道，世外传谈，或假借游仙、梦境，而以比兴、象征及暗示手法出之。仙道情韵是中晚唐文人恋情诗的特有风调，此前不曾有，宋以后也极少见；不仅反映了那一时期文人的独特心态，而且反映了文学史的阶段性特征。     

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所据着特殊地位。五代学温的新变，体现着五代诗歌出唐入宋的倾向：于古、近两诗体更倾重近体；清nong两种风格更倾重清丽、清拔，不力求幽隐而追求通浅，也更加注重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而追踪贾姚的一派诗发生了避岛诗之短，扬岛诗之长，由重学贾岛转为重学姚合，诗风趋于平润，又由重学姚而进一步趋近宗白的新变。     

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