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胡适为主角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外来主义和中国国情。这一时代关注的焦点争论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而且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探索。争论双方留下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以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呼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三次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15至1921年的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争辩，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问题与主义"研究述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此论争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仅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发展过程,而且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了此次论争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但以下几个方面当需加强:要进一步加强对论争中相关团体和刊物的研究,重视论争中胡适思想的积极作用,注重对论争中除了胡适、李大钊等人之外的其他相关人物的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因及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含着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通俗化、人性化和本土化。大众化在中国存在着被误解的可能与现实。社会转型、问题与主义之争、增强实效性分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背景、内在原因和现实诉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理论主导性、学科现代化、方法多样性、传播渗透性、主体参与性是其现实路径选择。     

试论当代知识论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

“确证”是当代英美知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域,围绕该问题,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两大主流学派。近年来,内、外在主义之争成为当代知识论研究的焦点。内在主义强调,信念的确证在于认知主体对确证者的内在把握;外在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主要在于信念与外在世界的内在关联。从论争的缘起、过程,趋势等三个方面对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论争进行了评述。     

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0世纪初,李大钊和胡适展开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认为“主义”的兴起正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具体主张,把这种主张概括为某种“主义”就是为了它更快地传播.李大钊认为,“主义”与“问题”是不可分离的,“主义”的作用恰恰在于引导全社会形成对当前首要问题的共识,形成社会的共同的运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引导,“主义”的传播更离不开“问题”的解决.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能否正确把握中国问题直接相关.透过中国问题的维度,我们才有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清晰的路线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理论教学中缺失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线索的贯彻不彻底、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呈现出被分割的倾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边界模糊不清等问题。为此,需要我们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出发,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该课程中的运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与方法探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不仅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也提出了"马克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同时,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形成了他丰富而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上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实现路径·基本经验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也非常广,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和"怎么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初探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在论争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就有关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次论争拓宽了中国知识界的研究领域,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及实践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这场论争仍未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展开,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缺乏足够的广泛性和实践基础,看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的思考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得我们可以从"大众化"的视角思考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国化"来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一个以中国化为核心的统一整体。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大众三者既不是相互分离的,又不是彼此等同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之间是既不可分离又并不等同的。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在"三化"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三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向,回答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在中国实践、时代发展和人民大众中马克思主义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探析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科学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探索中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实现与时俱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开端

"走自己的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初步创造了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一系列"设想",又契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一系列实践和理论,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独有的道路,"井冈山道路"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挫折中不断推进,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开端。     

“留日派”与“欧美派”的恩恩怨怨

<正>纵观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留日派"与"欧美派"之争占了相当篇幅。自从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争论之后,两派的冲突逐步升级,纷争不断。时过境迁,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些冲突,是不同的"进步"理念之下对拯救国家、拯救文化的领导权的争夺。     

论李大钊在民族问题上的开拓性建树

"五四"前后,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联邦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并在中国民族革命的归属、联邦制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无愧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题与理论创新

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内涵。在邓小平理论中,"实践主题"与"生产力问题"的相互提升与深化,最终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和"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的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和谐社会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和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正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几十年来,我们党在推进、实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总结出不少经验,研究出不少规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出去”引论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国力的日益增强,使国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形成热点,开放融合的时代背景和鲜活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出去"的可行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质态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好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