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空间开发战略与主体功能区划协调研究

随着《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正式颁布,省域主体功能区相关概念内涵、区划原则和区划依据更加明晰,以往基于《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试用）》的主体功能区划的一般思路有所不同,新的背景下主体功能区划分更加注重区域发展战略与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案的协调性．从省域“面状”主体功能区类型确定、基础区划方案形成等两个方面,分析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基础方案的类型、基本单元、属性特征指标、具体步骤、初步方案;从辽宁在全国空间开发总体战略中的定位、内部空间开发战略等两个方面,研究辽宁省空间开发总体战略及其与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案的协调性,提出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可行性方案．     

城镇低效用地多准则识别与空间格局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为例

选取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中心城区为研究区,采用GIS空间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构建了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城镇低效用地多准则识别体系,探究了研究区低效用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五大功能区城镇低效用地综合比例为15.83%,各功能区低效用地比例不同.商业功能区和工业功能区低效用地占比较少,行政办公功能区、教育功能区和居住功能区低效用地占比均在25%以上,集约化水平较低.(2)空间分布上各功能区低效用地均呈“西南—东北”走向,以及“大集聚,小分散”的集聚形态特征.其中,低效用地集聚在西南方向的玉泉区,主要为居住功能区低效用地;赛罕区形成居住功能区和教育功能区两个低效用地较为集中区;新城区低效用地等级较低且分散,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形态与功能业态耦合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中心区为例

城市中心区的各功能业态聚集与分散是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重要结果,其合理布局对城市中心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基于高精度的中心区三维空间数据及城市兴趣点（POI）功能业态数据,以乌鲁木齐市中心区为研究对象,选取空间强度、密度、高度作为空间形态的测度指标,结合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解析城市中心区空间形态与不同功能业态分布的空间耦合性特征,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区在空间形态呈现由中心至外围逐渐递减的分布趋势;四个功能业态分布集中在大小西门商圈;通过GMI方法分析得出居住型功能区与空间强度、空间密度和空间高度的耦合相关性最大,其次是生产型功能区;通过遴选得出高显著相关性地块和低显著相关性的“问题”地块中存在问题,为未来城市更新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九江市中心城区居住功能区 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计算九江市中心城区居住功能区土地集约度分值,在此基础上运用Geoda、Arcgis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九江市中心城区居住功能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布特点和采用Spass软件进一步分析三大类土地集约利用区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九江市中心城区居住用地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较好,集约利用区面积占居住功能区比为40.06%,中度利用区面积占居住功能区比为40.48%,低度利用区面积占居住功能区比为19.46%;2)居住功能区集约度呈现从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3)居住功能区集约度空间自相关明显呈正相关,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特征;4)中度利用区和低度利用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较大,集约利用区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完备度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较大。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空间溢出

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5-2018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结果表明,工业集聚呈现“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和“点-轴”发展特征,工业集聚的空间非均衡格局存在马太效应.工业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及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西宁城市群“中心”的工业优势县(区);工业集聚冷点区及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西宁城市群“外围”的工业待发展县(区).工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均存在空间溢出性,相邻县(区)工业集聚对本县(区)工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政府干预、市场化率、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本县(区)工业集聚产生影响时也通过空间溢出对相邻县(区)工业集聚产生影响.     

经济发展与物流POI空间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央苏区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贫困县经济发展与物流POI(Point of interest)空间耦合性关系研究对优化贫困县物流设施布局、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要素、助推“减贫摘帽”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中央苏区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和POI数据,从时空演化差异、空间自相关及相关因素分析等角度分析了研究区经济发展与物流POI空间分布的耦合协调机制.结果表明:研究区夜间灯光与物流POI数据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相一致,耦合协调由“零散型”逐渐发展为“U型带状”分布特征; 研究区2018年经济与物流发展空间耦合协调度较2016年整体提高0.296,局部地区动态演变差异明显; 中央苏区耦合协调呈现“盆地塌陷式”发展特征,4个国家级贫困县处于盆地中心地带; 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交通路网、地形地貌、人口分布等多方面因素联系紧密,“脱贫攻坚”需要全方位考虑地区差异性.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森林人家空间演化格局定量归因——以安徽省为例

以“森林人家”为研究对象，运用标准差椭圆(SDE)、核密度估计(KDE)和空间自相关(ESDA)等方法，基于安徽省省域以及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等多个尺度对2008年、 2014年和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局进行点、面多维测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解析不同因素对全省以及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人家”整体呈南密北疏空间态势；皖南地区一直处于全省“森林人家”热点地区，冷热点区域格局大体呈现南热北冷分布格局；影响全省“森林人家”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有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数、人口密度等，但影响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村落型遗产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马降龙村落”为案例地,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同一遗产地内,处于不同空间区域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差异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同一遗产地内部,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具体表现在:核心区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各项公因子综合得分要明显高于缓冲区居民;影响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体现“空间”差异性的“核心区/缓冲区”变量;旅游业对村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促进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支持态度和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子. 旅游业参与制度的不公平性和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则是造成马降龙村落遗产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海珠区房地产发展的空间特征分析

通过分析20多年来广州市海珠区由工业区向宜居、宜商的城市副中心功能区的转化历程,以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旧城改造为切入点,分析海珠区房地产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认为房地产发展是促进区域都市化的因素,而行政区划、城市区域发展功能定位、交通网络、自然条件、人口迁移、社会文化等是共同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驱动因素.     

金华-衢州城市群生态经济功能区划及其调控

以金华 衢州地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城市群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借助于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Mapinfo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城市空间扩展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城市群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讨.通过研究,将金衢城市群划分为城市人文生态区、城郊农业发展区、生态经济协调区、保护性经济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培育区等5个生态经济功能区,并对各功能区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基于小尺度空间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研究

小尺度空间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和谐发展.以西藏八宿县为例,结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框架体系与现代GIS技术,以环境承载力理论为依据,对八宿县环境功能进行区划,以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系统类型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等为主要研究指标,最终将八宿县分为5个生态环境功能区.研究表明,生态建设分区管控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依赖于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应用.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时空分异与影响机制

选取2010—2020年1 216处美丽休闲乡村地作为研究样本,运用ArcGIS 10.5中的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均衡度与方向3个角度探究美丽休闲乡村的时空发展演化过程;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因素并归纳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其数量变化,可以将其发展分为起步期、迅速增长期和平稳发展期.(2)美丽休闲乡村在空间上总体呈现集聚、不均衡的分布态势.空间分布类型从随机分布转变为集聚态势;均衡度从差距悬殊逐渐转化为比较平均分布,长远朝“绝对平均”类型发展;分布密度呈现明显的“点—簇—面”发展演化模式;分布中心由山西省晋中市先向西南迁移,后向东南迁移至河南省南阳市,分布方向从“东—西”方向分布逐渐转向“东北—西南”方向.(3)美丽休闲乡村空间特征影响机制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南省723个乡村旅游特色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和核密度分析分别对乡村旅游特色村的空间分布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依照“推荐条件-文献梳理-模拟探测-定量分析”的思路,运用缓冲区分析、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654,呈现集聚分布特征;豫北和豫南地区为“多核心”集聚分布,豫中和豫西地区为“链状”集聚分布;空间分布上具有“依山、傍水、沿路、环城、近景”的特点.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社会经济对乡村旅游特色村空间分布影响最强,自然环境次之,区位交通最弱;影响因素两两交互结果均为增强关系,其中海拔高度与旅游收入的交互影响力最强.     

中国省域绿色创新效率测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

区域协同减排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而这依赖于各个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有效测度及空间关联效应.针对经典的SBM-DEA模型,必须要忽视投入或产出的变动情况,采用全局的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并以此构建评价体系,对2004年—2019年中国省域层面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评,表明中国省域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上升,但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均值远高于全国水平,中西部、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的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空间关联效应,表明整体呈现出“高-高”“低-低”空间正向自相关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经典的绿色创新“技术-市场-环境规制”驱动模型构建影响因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空间关联效应影响因素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影响最强,环境规制次之,市场意识最弱.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区际环境规制与市场意识的标准等是整体提升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可行路径.     

南京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以2014年为评价时点,南京市中心城区城镇用地规模边界内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因素评价法对居住、商业等641个功能区进行集约利用状况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ESDA方法研究不同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表明:南京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表现出以集约利用类型为主,其次为中度利用的特点,居住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水平最高,工业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水平最低;中心城区主城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高于仙林、东山和江北副城,总体呈现出由核心区向城市外围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居住、商业、工业、教育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与空间集聚性,居住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相关性较商业、工业、教育功能区更加明显;城市中心多呈高值聚类,应采取结构调整型挖潜方式,通过旧城改造和立体化开发优化土地结构布局,城市边缘呈现低值聚类和少数异常值聚类,应采取内涵管理型挖潜方式,通过加大投入和规划管理提高土地利用强度,提高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节地效益.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以中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探析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上以“胡焕庸人口线”为界,呈“东密西疏”的凝聚型分布特征;以“中心城市-城市群-旅游重点开发区”为依托,区域尺度上集中连片聚集分布;省级层面上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较大,空间分形特征显著且结构复杂.2) 乡村旅游重点村随着海拔升高而数目递减,具有明显的沿河流、海滨分布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东北农业文化地区、黄土高原等文化副区.3)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客源市场和专业人才共同驱动其布局发展;另外,交通走廊串起乡村旅游“经济链”,推动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建设.     

区域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

在探讨旅游空间功能区划背景的基础上,界定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概念,分析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的基本理论,提出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旅游开发密度和旅游发展潜力,将特定空间单元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进而确定不同旅游发展类型区的开发次序和发展方向,并分析了旅游空间功能区划在缓解生态压力、加强旅游区域空间管治、促进大旅游形成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生”视角的长江岸线功能格局演变分析——以重庆段为例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视角出发,提出了“三生”岸线定量提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探究长江重庆段沿线“三生”空间及“三生”岸线的时空特征与生态效应,并运用冗余分析(RDA)研究“三生”岸线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自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各地区对长江周边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2)2009-2018年10年间,“三生”岸线中生态和生产岸线减小、生活岸线增加,增长率分别为-3.09%、-4.71%和19.89%;(3)总体上生态岸线保有率较高,但两岸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略有下降,其中城市是下降最为明显的区域,乡镇地区则是岸线保护的薄弱环节;(4)地形地貌是岸线开发的限制因素,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短期内岸线格局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人为开发活动是造成岸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苏鲁豫皖四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分析苏鲁豫皖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区域内传统村落开发与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文章以苏鲁豫皖四省82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莫兰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区域内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苏鲁豫皖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省域尺度下研究区的传统村落均为聚集分布模式，安徽省集聚分布显著。(2)市域尺度下传统村落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安徽的黄山市、宣城市和河南的平顶山市、信阳市。(3)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苏鲁豫皖传统村落总体上呈“一主+两次+多中心”的团簇状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状分布较为明显，且在空间上表现为横“V”字型。(4)该区密度因素(如GDP密度)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异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普通道路密度、河流密度等，最后是地形因素；传统村落空间分异格局受11个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增强及双因子增强2种类型，说明该区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分异受多因子的综合影响更明显，其中GDP密度、一般道路密度和其他10个因子交互作用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影响较大。     

多源数据挖掘的北京“Z世代”职住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21年9月至12月的手机信令数据、POI及网络数据等多源数据,以前人对北京城市职住空间研究的结论为参照系,对空间错位指数进行测度与比较,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挖掘居住和工作在北京中心城区出生于1995—2010年的“Z世代”群体居住—就业空间的职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北京“Z世代”的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总体呈现多集聚小组团的特点,且与北京城市居住—就业中心的总格局基本一致,但空间错位指数要高于全年龄段;2)所在地区的生活设施配置、交通条件是影响“Z世代”对居住地和工作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房价也是影响居住地选择的重要因素;3)“Z世代”的职住空间选择影响因子均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说明居住地和工作地选择受到多个条件的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