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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载人航天的利器载人航天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壮举,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是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至今,人类已研制出了3种载人航天器,即宇宙飞船、航天飞机和空间站。它们各有所长,功能互补,其中前2种主要用作天地往返运输器,后者不返回地面,而是在太空轨道上长期运行,用于大规模科研和试验。在这3种载人航天器中,宇宙飞船是相对规模最小、技术最简单和费用最便宜的一种,因而也是被最先使用的载人航天器。但它还是比无人航天器(如卫星)复杂得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宇宙飞船与返回式卫星有相似之处,但因为载人,故增加了许多特设系统,以满足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的多种需要。例如,用于空气更新、废水处理和再生、通风、温度和湿度控制等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报话通信系统,仪表和照明系统,航天服,载人机动装置和逃逸救生系统等。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载人飞船工程的一项关键技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别的航天器提供运输功能。当然,掌握航天器再入大气层和安全返回技术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宇宙飞船,除了要使飞船在返回过程中的制动过载限制在人的耐受范围内,还应使其落点精度比返回式卫星更高,从而及时发现和营救航天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就曾因落点精度差,结果使航天员困在了冰天雪地的森林中差点被冻死。目前,掌握航天器返回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人类上天有3个条件,除要研制出载人航天器外,还必须拥有运载力大、可靠性高的运载工具,并应弄清高空环境和飞行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并找到有效的防护措施。至今,人类已先后研制出了3种构型的宇宙飞船,即1舱式、2舱式和3舱式。其中1舱式最为简单,只有航天员的座舱。美国第一个航天员格伦就是乘1舱式飞船水星号上天的。2舱式飞船是由座舱和提供动力、电源、氧气和水的服务舱组成,它改善了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世界第一个男、女航天员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乘坐的苏联东方号飞船,世界第一个出舱的航天员列昂诺夫乘坐的苏联上升号飞船,以及美国的双子星座号飞船均属于2舱式,最复杂的就是3舱式飞船。它是在2舱式飞船基础上或增加1个轨道舱(卫星式飞船),用于活动空间、进行科学试验等,如苏联/俄罗斯“联盟”系列飞船;或增加1个登月舱(登月式飞船),用于在月面着陆和离开月面,如美国阿波罗号飞船。上述这些飞船是载人航天器的先驱,拉开了载人航天的帷幕,在载人航天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有的目前仍活跃在载人航天的第一线。二、大同小异种类多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坐东方号载人宇宙飞船升空,成为世界航天第一人,开创了载人航天的新纪元。此举不仅使加加林名扬四海,载人宇宙飞船也因此蜚声全球,使人类拥有第一种载人航天器。载人飞船是目前最小的一种载人船天器,仅能往返使用一次,在太空轨道上一般能单独飞行数天到十几天,也可作为往返于地面和空间站之间或地面和月球以及地面和行星之间的“渡船”,还能与空间站或其他航天器对接后进行联合飞行。至今,人类已发射了多种宇宙飞船。除了载人飞船外,还有货运飞船和载人货运混合飞船。按照飞行任务的不同,载人飞船又可分为卫星式载人飞船、登月式载人飞船和行星际式载人飞船。前2种在20世纪已经发射成功,后1种有望在21世纪实现。发射最多、用途最广的飞船是卫星式载人飞船。这种飞船像卫星一样在离地面几百千米的近地轨道上飞行,飞行速度为第一宇宙速度(7.9千米/秒,其他两种飞船的飞行速度接近或超过第二宇宙速度)。目前,俄罗斯的“联盟”系列飞船仍活跃在航天第一线,它是由座舱、服务舱和轨道舱组成的3舱式飞船。座舱又叫返回舱,是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乘坐的舱段,也是飞船的控制中心。它不仅和其他舱段一样要承受起飞、上升和轨道运行段的各种应力和飞行环境,而且还要经受返回时再入大气层阶段的减速过载和气动加热。它装有座椅、仪表、照明灯和通信装置等最必需的设备。服务舱又叫推进舱、设备舱或仪器舱,它一般紧接在座舱后面,通常安装推进系统、电源、气瓶和水箱等设备,起保障和服务作用,为飞船提供动力,为航天员提供氧气和水。轨道舱也称工作舱,它位于座舱前面,是为了增加航天员的活动空间,一般是航天员在轨工作场所,里面装有多种试验设备和实验仪器。气闸舱是航天员在轨出舱时,保证飞船舱内气体不致全部漏到宇宙空间的设备,即供航天员进入太空或由太空返回用的气密性装置,在2舱式飞船中它是座舱的一部分,在3舱式飞船中它是轨道舱的一部分。对接机构也叫对接舱,它与座舱或轨道舱相连,用于与其他飞船或空间站对接和锁紧。载人飞船的应急救生装置,用于保障在紧急情况下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或转移到其他载人航天器上,现有弹射座椅、救生塔、分离座舱和载人机动装置几种。为了保证航天员能够进入太空和安全地返回地面,载人飞船一般设有结构分系统、生命保障分系统、热控制分系统、姿态控制与轨道控制分系统、推进分系统、无线电通信与测控分系统、电源分系统、仪表与照明分系统和返回着陆系统等多个分系统。其中生命保障分系统、应急救生分系统、仪表与照明分系统等为载人航天器特有的,因而比无人卫星复杂得多,是人类航天技术的一次突破性飞跃。三、简单又复杂虽说载人飞船是当今最简单的一种载人航天器,具有飞行时间短(最长自主飞行为14天)、沿弹道式或半弹道式路径返回、一次性使用等特点,其实它也很复杂,所以现只有俄、美、中三国拥有它。宇宙飞船在返回地面时,为了减速、防热及结构上的需要,返回质量越小越好。为此,一般真正返回地面的只有座舱,这也是分舱设计的重要原因,它像飞机在空中抛掉空油箱和多级飞箭抛掉熄火后的子级火箭似的“轻装下阵”。所以,飞船座舱的外形设计十分重要。座舱是载人飞船的核心,通常采用无翼的大钝头旋转体,有的是球形,有的是钟形。采用这种简单外形具有结构简单、工程上易于实现等特点。当飞船再入大气层时,座舱在距地面40km左右的高空就能急剧减速,造成的峰值减加速度(也叫最大过载)为8g左右(采用半弹道式路径返回方式可达3～4g)。这样的减加速度,经过选拔和训练的航天员是可以承受的。除了选择好外形,在座舱的结构设计中,要认真考虑航天员的进出方便,最好设有逃逸口。飞船在上升或返回过程中,若发生故障,需要应急弹射时,座舱门应可以迅速打开;而在轨运行或降落在海面时,则要求座舱门严格密封。航天员除可由座舱门进出以外,还能从应急逃逸口爬出座舱。座舱一般均有视野开阔的舷窗,以便航天员观察发射前的准备活动、在轨交会对接情况、返回点火时的姿态和再入着陆的地面情况等。俄罗斯航天员曾多次在自动对接系统失灵情况下,通过舷窗进行手动对接获得成功。在太空飞行时,光线的明暗对比度极大,交替变化也很快,一般很难适应,并有可能造成视觉的幻像,因此座舱均有特殊的照明系统,甚至有照度达500lx以上的摄影灯,以便对接、拍摄等。舱内柔和的光线和明亮的照度,可使航天员清楚地分辨仪表的读数。这些仪表通常只显示飞船的飞行高度等运动参数和氧气量等工程参数,而不显示航天员的生理参数。为保持航天员高效率工作,座舱内的大气压力和成分、供氧、二氧化碳和水汽的清除、水和食物、航天服等都要细致研究。在这方面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例如,座舱既可保持海平面的大气压力,并维持普通空气成分,使航天员如履平地,也能采用低压纯氧的方法,后者可使座舱壁做得薄些,减轻飞船质量,但易着火。供氧也有高压气氧、低温液氧和固体化学供氧等多种方法。航天服是一种特制的衣服,通常由通风层、气密层、限制层、保暖层和外套等多层组成,具有防护作用和出舱两个功能。例如,当飞船座舱漏气时,航天员可由航天服继续供氧,而不至于马上出现生命危险。它主要用于飞船发射、返回或出舱的场合。飞船的气闸舱有两个闸门,一个与座舱连接叫内闸门,另一个是可通向太空的外闸门,航天员出舱前要在座舱内穿好航天服,然后走出内闸门,关闭内闸门,把气闸舱内的空气抽入座舱内,当气闸舱内和舱外压力相等时就可打开外闸门进入太空了。航天员返回气闸舱时按相反的顺序操作。内外闸门的气密性绝对可靠是气闸舱工作的基本条件,苏联上升－2飞船于1965年3月率先应用了气闸舱,航天员列昂诺夫通过它走出舱外,成为世界太空行走第一人。在载人飞船上升、轨道运行和返回地球3个不同的飞行阶段,有不同的飞行环境,所以其救生手段不同,例如,发射飞船的火箭起飞后发生危险,如果火箭飞行高度低于20km,航天员则可像飞机的飞行员一样启动弹射座椅从座舱弹出,再打开降落伞返回地面;若火箭的飞行高度超过20km,就只能启动飞船顶部的逃逸用的小火箭,用它把飞船拉离运载火箭,飞向安全区后,再打开飞船的降落伞,使飞船软着陆。由此可见,虽然载人飞船飞行时间短,规模小,但比无人卫星还是复杂得多,它增加了一系列特设系统。不过,由于它可由航天员直接操作,所以还是大大扩展了航天器的功能和用途。目前,载人飞船还是一次性的,要想重复使用须解决座舱热防护层能经受1000℃以上高温及返回着陆系统可保证准确着陆和很小的着陆速度这两大关键。国外正从这两方面入手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载人飞船。四、用途广泛的一代天骄载人飞船在载人航天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使人类实现了千百年的登天梦想。由于它在技术上较其他载人航天器易于实现,所需投资较少,研制周期也短,因而首先拉开了载人航天的帷幕。人类通过飞船突破并掌握了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使人类千百年来的上天梦想得以实现。在送人上太空后,宇宙飞船被用于对地观测、航天员出舱作业和生物学研究等多种科学研究和各项航天技术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宇宙飞船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为空间站和月球基地等接送航天员和物资,且费用较航天飞机低许多。若将载人飞船中的航天员座椅、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返回着陆、应急救生等系统拆除,改装成不返回的、专门运货的飞船,就可以大大提高飞船的运载能力,其典型代表就是进步号货运飞船,它是由联盟号改进而成的。目前在轨的“国际空间站”和以前的和平号空间站、礼炮号系列空间站以及美国“天空实验室”空间站,都是用宇宙飞船作为天地往返交通工具的。苏联联盟－15飞船,曾在礼炮－7空间站与和平号空间站间来回飞行并对接,成为世界第一辆太空“公共汽车”。人在空间站内长期工作和生活,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例如,航天员突发急病,太空碎片或流星击穿航天员生活的压力舱舱壁。这时就需要航天员马上撤离空间站,返回地面。由于宇宙飞船体积小、质量轻、成本低,因此很适于长期停靠在空间站上用作救生艇,它给空间站带来的负担也不大。若用价值连城的航天飞机作救生艇长期停留在空间站上,则得不偿失,使用效率太低了,并会给空间站背上一个大包袱,大大增加空间站姿态控制和保持轨道高度方面的费用。由于宇宙飞船带有推进系统,能机动变轨,因而还可以迅速降低高度进行侦察等军事活动。美国双子星座－7飞船在轨道飞行期间,飞船上航天员曾用红外遥感器监视和跟踪了1枚潜射导弹的发射,所获信息比潜艇上的观察人员报告的还要快。宇宙飞船在2001年和平号空间站坠落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与和平号空间站对接的进步号货运飞船多次点火,使空间站的前进方向和轨迹不断改变,最终成功地将其推离原运行轨道坠入大气层。国外已开始用宇宙飞船进行太空旅游。自美国加州亿万富翁丹尼斯·蒂托2001年4月乘联盟TM飞船登上“国际空间站”,成为第一位登陆太空的旅行者之后,很多人都对太空之旅充满了期待。在飞船内,游客既能体验失重的感觉,又能透过舷窗博览群星,遥看大地。未来的太空旅客并不一定登陆“国际空间站”,而是在太空轨道上度过难忘的几天时光。未来的行星际载人飞行,从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来看,将由宇宙飞船率先实现,而且很可能是载人火星宇宙飞船。简言之,宇宙飞船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大有作为的,因而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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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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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光明日报,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1991,4,2。[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5]李素祯、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10(10)][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1),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14]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5]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6]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7]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1)。[18]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98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21]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22]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5]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2)。[26]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商务印书馆,1981。[27]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1)。[28]何艾生、梁成瑞,《几何原本》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4,(4)。[29]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学译著评述,自然辨证法研究,1983,(4)。[3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31]樊洪业,金尼阁与西书七千部。[32]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1)。[33]王大明,京师同文馆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1987,(4)。[34]胡道静等,墨海书馆,中国科技史料,1982,(2)。[3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8,(3)。[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7]张子高等,徐寿父子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1,(4)。(并见《清史稿》卷五百五,艺术四,中华书局,1971)。[3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七,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中华书局,1977。[39]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中国科技史料,1989,(2)。[40]李迪,十九世纪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3)。[41]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68－1907),江南制造厂史(1865－1949)]。[4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8,6。(有关《天演论》参见《鲁迅全集》,1,《朝花夕拾》：268－269。[43]欧正仁、马君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44]刘再复、金秋鹏等,鲁迅和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45]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人间之历史》,地质学史论丛(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出版社,1986。[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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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年第1期上简述了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以及土壤学术语的溯源及其演变,引起了关心科技术语工作者的兴趣,特别是术语学界的关注。这里再仅就地理学、地质学术语的来源及演化作扼要介绍,以供广泛探讨。六、关于地理学名词的溯源“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1.2〕,有些古籍中以“地”是天的对应概念而出现。最早在殷周之际,《晋书天文志》中的盖天说〔2〕,以及以大地球形理论为中心的浑天说〔2〕均属于此类。像《管子·形势解篇》就有这样的记载：“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25〕。《礼记·月令篇》：“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2〕。《周易·系辞》上也有：“仰天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上述地理概念〔3〕,在唐代孔达的《周易正义》中,做了明确解释,他说：“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八封歌中释“乾为天”,“坤为地”,“兑为泽”,“艮为山”,“离为火”,“坎为水”,“震为雷”,“巽为风”,显然,这里所说的山川水泽都是自然现象。上述所说“俯以察于地理”,即为山川原隰之理〔4,5〕。《汉书·郊祀志》也说：“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中：“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这显然把山河大地及其形态特点称之为地理〔1〕。我国典籍中记述地理概念及其演变的著作颇多〔26,27〕,主要有：(1)《管子》〔5,8,9〕,其中《地员》,《度地》,《数地》,《地图》等篇,总结早期人类对土壤、植物、水利、河流分布与演变等知识。(2)《山海经》〔5,10,11〕,包括《山经》、《海经》、《海内经》、《大荒经》四部分,其中以《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为重要,分别记述大山五百多座,记述内容有位置、高度、形状和面积,记述河流三百多条,包括河流流向、分水岭,流量变化等。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3)《禹贡》〔5,1 0〕,是先秦时代地理思想的代表作品,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章,是我国最古老的水文地理、山岳地理等论著,像九州划分原则,显示出我国古代自然区划萌芽的地理思想。(4)《尔雅》〔5,9,10,14〕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博物辞典,其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篇对地形、河流、地质以及矿物等都做精辟的解释。像《释地》中对地形分类,就以地理基本概念为基础。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释水》中分为滥泉、沃泉、酒泉、肥泉、粪泉、瀣泉、汧泉、埒泉等。(5)《水经注》〔15〕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编撰而成,为我国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书中记述大小河流1252条,比原《水经》137条增加约十倍。作者在叙述每一条河流中,包括了河流的源流、主流、支流、流向以及河道所经过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和建制沿革等。书中还记述了火山、地震、地裂、山崩、滑坡、陨石、泉、瀑布、河、海、湖、陆地变迁,同时还包括农田水利以及矿产资源等。记述范围颇广,东北到鸭绿江,东到东海之滨,南至中南半岛,西到印度,西北到伊朗,黑海,北至大沙漠。我国地理思想的发展〔16〕,不仅在历代古籍中有大量精辟的描述,而在沟通东西方地理知识上也有过广为称赞的业绩。早在汉代,公元前138－126,汉代使者张骞(？—B·C 114)出使西域〔1,4,5〕到达天山西麓和锡尔河谷地带;399－413年东晋僧人法显(约337－422)〔17〕曾到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印度,并著有《佛国记》〔5〕;公元628－645年唐代高僧玄奘到达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著有《大唐西域记》〔5〕。这些学者的游历及其论著,扩大了地理视野,丰富了我国古代地理思想,经他们创译的地理概念和术语,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1275－1295年意大利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1,4,5〕在中国游历近20年,遍及十余省区,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最早传播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地理风貌、物产和文物知识。1405－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1,1,5〕(1371－1435)曾七次下西洋,横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沿途进行测量,编制了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这是十五世纪我国最详细的亚非地图,显示了当时我国学者掌握了沿海地区的地理知识。该图成图的指导思想是抛弃了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华夏寰宇中心的旧观念,他以明确地理概念的术语,标志在海图上,这在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之页。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eou,1552－1610)根据亚皮安(Peter,Apian)、墨卡托(Gerardus Mercotor)定向世界全图投影,编译了《万国舆图》(1602年)以及著作《测量法义》(1614)传来了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创用了一批汉文地理术语〔16〕。1847年,清道光丁未年出版的葡人玛吉士(Martins一Marquez Jose)著的《新释地理备考》〔18〕又名《外国地理备考》,该书作为海山仙馆丛书出版,书中把地理概念划分为文、质、政三等,综合论述了各国地理位置及物产分布情况。该书第一卷中,对地理概念解释为：“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各目”。包括内容较为广泛,其中有：《地球论》、《冰论》、《潮论》、《水论》、《原论》。《河论》、《地震论》、《火山论》等。其它像林则徐(1785－1850)的《四洲志》(1840年),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1842年),徐继畲的《瀛洲志略》(1848年)等作品,都是我国早期富有丰富地理内容的论著〔22〕。其中,应以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的《地理全志》〔18〕影响重大。他1846年来华,1852年以“地理”一词为书名,用汉文撰写了《地理全志》,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全书分上下两编,书中对地理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指出：“天地理者,分文、质、政三等,乃地之理也”,所指“文”乃地文之意,属于自然地理范畴;所谓“质”见下一节《关于“地质一词的溯源”》;所谓“政”是指地理的政治区划,即世界地理之意。其中有《地文论》、《地势论》、《水论》等。同时,慕维廉还在1875年创刊的《六合丛谈》上发表了不少地理学方面的文章,诸如《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平原论》、《潮汐平流波涛论》、《河湖论》等,就在这批论著中,创用了一批近代地理概念的汉语术语,有的沿用至今。1869年在江南制造局内〔19〕,设立了翻译馆,组织中外学者翻译出版近二百种西方科技论著,专以“地理”一词命名者,尚未发现,属于地图、测量方面的则有《测绘海图全法》、《测地绘图》、《绘地法原》、《海道图说》、《平原地球图》、《八省测海图》等。1899年中国地学会创建人之一张相文〔20〕(1866－1933)在上海南洋公学讲授了地理课,1901年编写了《初等地理学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算是我国学者最早自编的地理学教科书,发行200万册。1905年还撰写了《地文学》一书,在“绪论”中对地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概念做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而于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崭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20〕。1909年发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20〕,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专业刊物——《地学杂志》,从1910－1937年间,共约发表论文1600 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地理学范畴的作品,也有一批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的论文,诸如汗庭顿(E.Huntington)的《人生地理学》,开尔底(J.S.Keltie)和霍华茨(C.J.R. Howarth)的《地理学史》以及纽毕金(M.J Newbigin)的《近代地理学》等,创译了一些反映近代地理概念的汉文术语,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一些基础。嗣后(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诞生,标志着我国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28〕。英文“Geography”(地理学)〔21〕源于希腊文γη～(地)γρáω(描述)是人类作为其周围环境的认识而出现,因此说,地理知识是同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同是萌芽、发展。包括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科学的综称。自然地理学研究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包括地壳、对流层、水圈、土壤、植物界和动物界。早期古代地理学并不是一种科学体系,而只是人类对地球表面一定范围的初步认识,带有某些推断性、像中国、巴比伦、波斯、印度、埃及等古老文明民族和国家,都属于地理知识发祥最早的国家和民族。古希腊人在地理学的发展上有着光辉的记载,像荷马史诗中就曾留下反映地理学概念的记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约B.C.571－B.C.497)曾提出过地球球形说,泰勒(Thales,B.C.624－547),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B.C.610－B.C.546),赫罗多特(Heroda tus,B.C.484－B.C.425)都对古代地理思想做过重要论述,其中亚里斯多德(Ari stote,B.C.384－B.C.322)的《论气象》对自然环境、海陆及其变迁,自然地理分布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到公元前二世纪埃拉托色尼〔2,3〕(Eratosthones,B.C.276－B,C.194)在其论著《地理学概论》中第一次使用了Geography”一词,当时的含意即大地之意,因而,曾为西方地理学家誉为“地理之父”〔16〕。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学者斯特拉波(Strabo,B.C.63－20)〔21〕发表了名著《地理学》〔21〕,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欧洲、亚洲和非洲自然条件的地理志。全书共17卷,内容涉及整个地球理论和概念,创用了大量反映地理概念的术语,曾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地理学发展史上颇具影响。著名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16〕(Ptolemy,90－168)也曾发表过《地理旅行指南》(共8卷),门斯特(S.Münster,1489－1552)的《世界宇宙学》(共16卷)等著作,开创了地球表面图的先河。有力地推动了航行和旅行的扩大和发展。从而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谱写出“地理大发现”的光辉篇章,地理学的视野,由局部各大陆逐步扩展到全球,把古代学者各自理解的局部世界概貌,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地理体系,从而揭开近代地理学的序幕〔24〕。*系由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而成,1817年修订为百卷。Yη－(地)和λσγοξ－(学说)并凑而成〔1〕。中世纪转为拉丁语geologiam,出现在1344年出版的《philobiblon》一书中,当时只是哲学上的用词,没有任何地质、地球的含意,1603年在波伦亚博物学家的一份遗稿上出现,Goologia一词,似乎与地球概念有了点联系,1661年,在一位博物学家R·罗维尔(Lovell)的《矿物通史》中,把“Geo1ogia”作为矿物学的一个分支,1663年皮尔逊(Pederson)翻译有关地震论述中,把“Goo1ogia”词作为与地球的力相关,1687年E·瓦尔林(Warren)和F.谢萨(Sessa)分别用英文、意大利文出版了标题为“Geologia”的论著,书中为这个词下的定义,是讨论地球及其影响。当时使用不广,未能作为欧洲语言被采纳〔2,3〕。英语“Geology”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735年马丁的《哲学纲要》上,其含意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考察地球上所有的水陆部分和物产,诸如：矿物、金属、石块等等：书中并把其含意分为两部分,(1)论述陆地的自然地理学;(2)论述地球的水体部分和一般特性的水文学。他把地理学又分为特殊地理学、矿物学、描述植物学和动物学;他指的矿物学更是广义的大概念,包括泥土、矿砂、化石、矿物、金属、石块及生物遗骸等。马丁的这种分类思想在十八世纪中期是具有独创性的,可以说,他为“Geology”一词作为现代地质学概念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3〕。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Geology应是论述地球的性质、构造、各组成部分和产物。这就越发接近地质学现代概念。后来,在马丁的《哲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又被定义为研究“地球的总学说”。1736年在《不列颠词典》第二版仅作为补遗条目列入书中,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解释是“有关地球的专题论述”。1755年“Geology”一词正式编入S.约翰逊(Johnson)主编的《英语词典》之中,并以马丁的定义为准,其解释是：“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64年在《实用英语词典》中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马丁的定义,但只是特别强调它的自然性〔3〕。1778年,法国学者赖克(Jean.Andre Deluc,1727－1817)在其论著的序言中拟用“Ge1ogy”一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但因认为当时尚不够成熟,仍然采用当时流行的“Cosmologie”一词,而在注解上作了如下的说明：“我在这里使用Cosmologie－词的意义,只是指地球的知识,不是指宇宙的知识。在指地球知识时,Geologie(Ge－ology)一词,应该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但因这个词尚未被人们普遍使用,我也未敢使用”。第二年,该书出第二版时,见到索修尔大胆使用了“Geologie”一词,他也立即采用。瑞士学者索修尔〔4〕(Horace Benedi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1779年发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时,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索修尔自幼喜爱登山漫游,经常出没在日内瓦山,采集标本,1762年受聘于日内瓦科学院博物学教授,一生曾14次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历经艰难险阻,以他惊人的毅力和旅行家的洞察力,终于完成了对阿尔卑斯山的系统考察与研究,并于1794－1799年完成了《阿尔卑斯山旅行记》的撰写,全书共为四卷,书中对阿尔卑斯山的地质构造,冰川分布及其活动情况,做了系统论述。在第一卷中,他使用Geologie一词,虽然仅限于地球科学的纯理论概念,而在三、四卷内,其定义就完全接近现代地质学的基本概念〔4〕。英国爱丁堡火成论学派的代表人物郝屯(Hutton,1726－1777)在1785年发表其名著《地球理论》时也曾使用了“Geo1ogy”这个词,而他的对手弗莱堡学派、水成论的创始人魏尔纳(A.G.Werner,1750－1817)仍沿用德文Geognosie(Geognosy)这个词来表示地球学科的总称,“关于地球的系统理论知识”的定义〔4〕,并以“Geognosy”一词为名,开设专题课程〔4,5〕,招来欧洲各国地质学家来弗莱堡听课。像布赫(L. von,Buch,1774－1852)和洪堡(A.von.Humbolot,1764－1859)等著名地质学家都曾听过他的讲演,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关于Geognosy与geology一词在含义上演变,下面再另做探讨。1810－1813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版,“Geology”一词就有五种不同含义和解释。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h.Lyel1,1797－1875)名著《地质学原理》问世止,历经半个多世纪,“Geology”一词的定义概念基本统一,以近代地质学的理论方法,为学坛广泛理解和使用,从而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一门独立学科,立于众学科之林。在探讨“Geology”一词的来源与演变,必然要涉及它的同义词“Geognosy”,这是饶有趣味的史话,据已有资料,顺做概要论述。关于德反“Geognosie”,英文“Geognosy”,俄文“Teоднозчя”术语〔25〕,这是在地质学发展初期,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曾表示地球科学之总称,似可作为“Geology”的同义词,但各家的定义确各不相同,水成论者魏尔纳在1876年的一次讲演中专门对“Geognosie”,(Geognosy)一词做过论述,他认为“Geognosy”是论及整个固体地球及其分布的岩石、矿物物质成分、结构和组成的学科,应作为整个地球知识的总称。他专门开设了以Geognosy一词为题的专业课,就是要给学生以地球科学的纯粹理论,绝不包括空洞的推测和臆想在内,而强调从实际观察得来的地质事实,着重于地球本身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在德文《地质辞典》的解释中,认为这个术语是德国地质学家费希尔(Fuchsel,1722－1773)最先提出,他是用希腊文拼写而成,表示地球知识总称,由于他在建立地质系统的基本概念上有突出贡献,他的观点影响较大。英国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对“Geognosy”的解释,大致与魏尔纳论点相近,强调仅限于地球纯理论范畴,专指地球物质组成和结构,不包括推断和臆测,而对“Geology”一词则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地质事实,也包含理论推测在内,这正是两个术语在概念上的区别。苏联1978年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则认为(Geognosy)“Гeотнозчя”一词是魏尔纳1780年提出,是在狭山范围内,对地球做经验性的描述,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为Geology所替代〔28〕。我国关于这个术语的汉语译法,正因上述资料来源不同,理解不一,译法各异。1957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综合地质名词》中,则译为“记载地质学”,而在l970年出版的《英汉综合地质学名词》中译成“记录地质学”。1958,1965年地质部地质书刊编辑部编订的《俄华简明地质辞典》中译为“记载地质学”,“地球构造学”〔25〕。根据上述资料,我认为：(1)“Geognosy”按其命名的含义,一直有其明确概念,符合术语学原则〔29〕,似不应为“Geology”的同义词,而应以曾用名逐步淘汰;(2)建议译为地球物组学或译为地球组构学,专以表示记述地球物质成份及其内外组成、结构的学科。综观上述,从探溯“Geo1ogy”一词的来源、演变及其发展,充分反映了地质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从而使我们领会到,一个术语的探源和追溯,似乎就是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思想发展史,确有其丰富的学术内容。汉语“地质”一词出现在我国科技文献的年代,同样有着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在八十年代以前,一般都以为是从日本引进的,其根据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1903年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因此,就认为这是“地质”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上之时,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史技术史事典》〔5〕中“地质学”一条目中,仍说：“把geo1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而没有说明时代。七十年代末期,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中,一次有我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提及汉语“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的。其根据是：1859年日本安政六年,日本引进了在中国出版的《地理全志》,其下编就专有“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地质”一词就从此而来;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从而,引起我国地质学专家的关注。地质出版社李鄂荣在主持编纂《地质辞典》过程中,查阅过大量文献,并对《地理全志》做过系统考证,其研究成果曾在全国地质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其论文发表在1986年出版的《地质学史论丛》(一),题目是《地质一词何时出现于我国文献》〔6〕。笔者1983年在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地质学史专业课时,对“geo1ogy”及汉文“地质”一词概念的演变及其来龙去脉有着浓厚的兴趣,查阅过部分资料,并在《地球》杂志1983年第4期上发表短文《Geo1ogy一词的由来》。按照李鄂荣报告提供的线索,也阅读了《地理全志》,书中确实包含有许多近代地质内容,可惜了解此书的学者太少了,因而没能在发展我国地质学中起到应起的启蒙作用。英国传教士慕维廉〔7〕的《地理全志》下卷共十卷,其卷一“地质论”共分六节,其中《地质志》就是阐述地质概念的主要章节,也是在汉语文献出现“地质”一词最早的文献。书中指出：“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1873年玛高温口述,华蘅芳笔译的《地学浅释》〔8〕卷一“总论”中也论述有“地质”一词的近代科学概念,有其一定影响。从此,在近几十年过程中,虽然涌进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地理、地质旅行者,探险家,以各种不同身份和目的,在中华大地上进行过大量地质考察和调查〔26〕,所获得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带回本国,以外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截止在上一个世纪末,尚末发现使用汉语“地质”一词的文献。仅在1902年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煦主管京师大学堂年代,计划设置六种部门,其中在格致科内设地质门〔9〕,而仅在文献上出现“地质”一词,实际开设地质门,晚于1902年。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中国人以“地质”一词为书名的第一部论著,影响深远〔10〕。1906年顾琅、周树人发表《中国矿产志》〔27〕一书,一些章节都涉及地质学及其含义;1905年中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张相文编撰的《最新地质教科书》,可算我国第一部地质学教本,该书主要是根据日本地质调查所专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编译而成,同时也吸收有关国外地质资料,全书共为四册,1909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2〕。1909年11月14日北洋大学采矿系美籍地质学教师德瑞克(N.E.Drake)专门做了《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变动》〔13〕学术报告,后由王世美、耿北栋笔译成文,于1910年发表在《地学杂志》第1期上,同期上还有直隶省知矿师邝荣光的《直隶省地质图》〔14〕,同年我国近代地质学创建人章鸿钊〔15〕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一文,从此“地质”一词,就以其近代科学概念,为我国学坛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使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内,专门设置地质科,任命章鸿钊为第一任科长,并发表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15〕和《地质调查咨文》〔15〕。从此“地质”一词才进入国家政府的建制机构,成为繁荣国家经济,增强国力的重大事业。1913年建立的中国地质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1916年毕业的22位学员,其中一些人早已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地质学走向发展的新阶段〔22〕。从“地质学”一词含义的演变与发展历史,使我们对这个古老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传统的定义应该是研究地球的组成、构造及其历史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及矿床的形成规律和顺序;研究自然地理条件的交替和有机体在地球上的活动史〔1,17,23〕。地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地质学在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实践中,不但有其重大经济意义,而对人类认识自然、了解地球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进化,更具理论上的价值,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重大课题的解决,更有赖于对地质科学认识的深化〔18,19,24〕,因此,对地质学一词的溯源,正是服务于对当代地质学的研究,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建设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当代地质科学研究特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那就是强调对地球作为一个地球系统做整体性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论上,更趋于综合化,即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海陆交替互为补益,建立起一个各层圈间,各子系统间的统一体系,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研究模式,更有效地解决面临的众多课题,造福于人类,促进自然界的和谐发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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