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团体与科学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大量出现，由此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进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科技史研究。除《科学》杂志开设"历史传记"、"二十年来之科学"、"三十年来之中国科学"等专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名人传》、《中国科学二十年》外,中国科学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图书,促成了一批科技史家的成长。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由各学科专家所撰,具有"内史"属性,当然也不乏"外史"探讨,不同时代的成果还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资料宝库,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整理与利用。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

“科学语言”,即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套语言。考察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为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自西学东渐开启以来,传统汉语不断在语词、符号、语法、文体、标点、文字排列等诸多方面发生着调整和变迁,以适应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应关注语言本身,还须关注创造和使用该语言的群体,以及与该语言的出现密切关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而从科学技术史的维度阐释近代科学语言在中国的形成。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试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

"心理转向"是继"语言转向"之后,科学哲学在其理论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又一重要趋向性特征.这一人类哲学理性的又一次进步归根结底是由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压力、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外在动力以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因此,它是科学与哲学自身逻辑发展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它的形成消解了科学及哲学研究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对立,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及大陆哲学的合流提供了中介与桥梁,并进一步促成了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移.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通过比较和分析医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得出中西方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据此论证医学是普遍的,而非区域性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医学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医学的认识,尤其是当前对中西医的认识,应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错位比较。此外,在衡量一个学科或理论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时,也应考虑"科学"的历史阶段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观点探析

任鸿隽先生1915年在《科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认识自然方式的缺陷在于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过于强调归纳法,针砭中国传统学术中"驰骛空虚"之病,但却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造成这一偏颇的根源在于他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对自然科学史了解上的欠缺。任鸿隽对归纳法情有独钟,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科学救国的实用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试论中国科学功利主义的消解

科学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引起的,这个逻辑前提包括: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等内容。科学功利主义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消解科学功利主义的根本方法有三条:重新解释科学的功能,建立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     

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

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在追求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历程中,在"救国→兴国→强国"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经历了"革命性语境→政治性语境→经济性语境"的社会语境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意涵的理解经历了"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折射出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     

洋务派“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进步思想,萌芽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实践影响广泛而深远,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毕竟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近代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试论吴越文化与岭南文化对中国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吴越和岭南地区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克服过度的功利化倾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