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

知情同意作为现代医学伦理度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广泛承认，但具体的医疗实践及科学实验表明，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是有限的。知情同意的哲学理论基础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我们应从目的与手段、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统一来具体应对知情同意权的实施。     

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的现代化

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特点及局限性入手,展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的新趋势、新特点,并为此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相应措施,包括:转变观念、加强创新、增加投入、建立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等.     

论恩格斯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一定时代的科学技术知识背景下，科学主体对某个科学问题在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不能进行“科学解答”时，而应当从哲学层面、有哲学思维方法进行“哲学解答”，即在特定条件下对科学问题进行的哲学解答，这是蕴涵在恩格斯哲学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中的重要思想。恩格斯这一科学问题解答的思想，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而且对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功能，因此，其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我国遗传资源保护危机及其应对

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也使得遗传资源保护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遗传资源保护不仅必要,而且迫切。针对当前我国遗传资源保护存在的种种不足,必须增强人们的遗传资源保护意识,确立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综合性遗传资源保护制度。     

中国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与现实启迪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科学家们自觉地实践科教兴国的一次尝试.他们不但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做民众的科普工作,把科学与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他们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但反对只把科学技术当成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他们将以培养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教育的使命.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直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但不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具有传统的人文修养和气质.     

浅论《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意蕴及现实价值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问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同时,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的指引下,为后世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准确定位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讲,在生态环境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贡献出不朽的理论价值,这也是《自然辩证法》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最大的现实价值所在。     

The Struggle for Technology: Towards a Realistic Pol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Pieter Lemmens’ neo-Marxist approach to technology urges us to rethink how to do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irst, Lemmens’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empirically informed a pol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needs to be. Second, his dialectical focus on a “struggle”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ies reveals the limits of neo-Marx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needs to return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es cannot be reduced to its origins in systems of production or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requires study at the micro-level, where technologies help to shape engagement, interaction, power, and social awareness.     

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份认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身份认知形成了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有两种策略:一是辩护性策略,二是建构性策略。辩护性策略从传统的人类身份认知角度,对人类的身份进行辩护,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特征和特殊属性的认知,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份认知的挑战。建构性策略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的人类身份认知,对人类身份重新进行建构,它有三个维度:历史的、发展的和整体的。然而,无论是历史的维度还是纯粹发展的维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身发展与人工智能发展之间的矛盾,唯有整体的维度兼顾了历史、现在与未来,不仅能推动人类自身的发展也能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