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文心诗心的比较——《谈艺录》、《管锥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引述

钱钟书所著《谈艺录》、《管锥编》中共有３６次提到莎士比亚及其作品。钱先生对莎作的阐释，意义在于通过莎作阐明中西文化、艺术、文学之间的异同和共有的文心诗心，对于中国莎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从《论竟陵诗派》审视钱钟书文艺批评之立足点

钱钟书对竟陵派的文艺批评体现他一贯的文艺批评观:着眼于文艺批评的实际问题,求普天下共同的“诗心、文心”。钱先生文艺批评观的立足点:从丰富的文艺现象出发,以感性和智性兼胜的气质,去理解感受作家作品;反对文艺批评中存有的脱离文本、主观臆说批评的方式。     

主客相融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人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英美文学”双语教学教法初探

英美文学双语教学目前在国内尚无成熟的经验和理论,还处于摸索阶段。本文依据教学实践,从三个方面对双语教学的教法来进行探讨：一是把握好英语、汉语的教学比例,处理好文学欣赏与文化介绍的关系;二是借助影音资料,处理好学科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三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入手,打通英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诗心”和“文心”。     

《文心》时序篇与《文选》时义观比较研究

《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被誉为六朝文学双壁。《时序》篇可视为文学流变简史,“时义”观则是贯穿整部《文选》的核心思想。《文选》的选篇、定体、分类、编次等皆在“时义”观指导下进行的,由此确定选文要有时代内容、教化功能,要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标准。“天人合一”为《文选》《文心》之哲学基础,其内涵广博,详略古今则又各有不同。     

从“零星随感”到“圆照周览”——钱钟书文学批评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从《小说琐征》到《管锥编》,贯穿着钱钟书始终如一的立足文本、矢志创新、连类打通等批评旨趣与理念,但也呈现出些许嬗变：由早年纯文学范围内“零星随感”式的“谈文论艺”,逐渐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化“圆照周览”式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兼融文学与文化;由专注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重视对外部规律的研究,兼顾审美与人生;由对批评理论的相对轻视转为重视,兼及实践与理论。     

古典文学专家邓绍基先生应邀请来我院讲学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红楼梦研究集刊》主编邓绍基先生应我院中文系、广西古籍研究所的邀请,于十一月三月向该系的高年级学生和教师作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题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邓先生针对前几年文学研究界的“方法论”热进行细密的分析,指出文学研究中吸收西方的好东西,是文学研究中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师们都是这样做的;王国维、鲁讯、胡适、茅盾、郑振锋、钱钟书等等无一不是这样。“文革”前文学研究所就组     

苏文纨:方鸿渐的命运之坎

《围城》充分展现了钱钟书先生对20世纪30年代某一类人某种精神的独具匠心的文学观照。钱钟书从方鸿渐既不幸又万幸的初次婚恋际遇的独到设计入手,通过同是归国留学生的方鸿渐与苏文纨之间的感情纠葛,使得方鸿渐由万幸复而不幸的命运逆转,由他们在性格、文化人格上的不相容,充分凸显了“这一个”方鸿渐缺乏自主自为精神的人格缺弱,也充分揭示了方鸿渐这类中西文化精神的混血儿的性格阴暗面和孱弱的文化人格。     

论广告中的虚拟性承诺

广告中的虚拟性承诺由于其“虚”，不大易于为一般受众和消费者接受，往往错以为虚假。广告理论界对虚拟性承诺的理解与界定也不一致。本文从广告真实性的讨论切入，详细地分析了虚拟性承诺的特征、类型、要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积极意义等问题，较科学地界定了虚拟性承诺的概念，提出了虚拟性承诺较实义性承诺更接近商品本质，更具备广告真实性的新观点。     

从《诗品序》看文学源泉说的继承和发展

从《诗品序》看文学源泉说的继承和发展韩美娟韩凌《诗品》是我国齐梁时代文艺批评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最著名的诗话。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盖群言，而《诗品》深从文艺溯流...     

浅论《围城》的文化批判

《围城》在它所构筑的文学世界里渗透了钱钟书独特的文化立场。他从对知识分子形象分析入手,挖掘其困境、弱点和沾染的精神垃圾。作者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为主要例证,从他的爱情婚姻遭遇和仕途坎坷中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以三闾大学为背景,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丑态,他们贫薄的思想和衰朽的人格使之难于冲破精神“围城”,只能沦为委琐无力的寄生虫。钱钟书以犀利的文化视角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不朽的篇章。     

夏夜晴空中的繁星——《围城》中的比喻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比喻是天才的标识”，比喻作为一种运用最广的修辞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说：“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在比喻的王国中，古今中外的杰出的作家往往“期(之)以形而尽相”。殚思竭虑地将抽象的表达化为生动形象的比喻，而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旧文四篇》中更是对比喻推祟备至：“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词藻的特色。”     

“知音”心解──《文心雕龙·知音》新辨

《文心雕龙·知音》中“知音”的含义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发现作品的独到之处及其价值即是知音，不少学者认为就是知文情。细细体味起来，刘勰本意似不止于此。《乐书》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凡音由于人心，天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由之认为“大乐和天在同和。”这是人心、道心在音乐最高境界的表现。刘勰的“知音”正是借此而言文心。天地道心通过人心体现，人心通过文心体现，文心又蕴藏于文情中。所以宗白华讲“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诗纬云，‘诗者天地…     

近20年的对钱钟书的三次接受高潮及其嬗变

“钱钟书热”是20世纪末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短短的20年中他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本文从接受史的角度，回顾和考察了20年中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钱钟书接受热潮的兴发和流变的过程。在这一接受过程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文化英雄的书写：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因为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契机在知识界不断扩大影响，90年代经由传媒引导和文化市场的介入，逐渐演化为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当代“文化昆仑”的“符码”。这一文化符码被有效利用，实现了文化和商业的双重价值，并成为90年代不同的思想文化立场的精神资源。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写和误读。     

英文小说标题汉译之浅见

翻译的标准,清代翻译家严复有“信、达、雅”之说,随后翻译大师李健吾、钱钟书有“传神”、“化境”之说。小说的标题虽是译文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它却是见微知著。     

钱钟书翻译理论探秘

钱钟书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的“诗不能译”的理论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对翻译的否定,而是对翻译的一种最高的境界要求——“化境”。     

试论汉英比喻中的"二柄"与"多边"

钱钟书先生提出“二柄”及“多边”的比喻概念,汉英语言中的“二柄”及“多边”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喻义,而喻义的需要又最终决定了立喻者对喻体的“柄”的确定及“边”的选择。     

国民性主题的开拓与创新──论《围城》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围城》在其思想内核上寄寓着作者对近现代以来关于“立人”与“救国”问题切实而深沉的思考。拓宽和深化了鲁迅所开拓的国民性主题是《围城》、也是钱钟书对现代文学的突出贡献。     

钱钟书杨绛眷属语象论

钱钟书杨绛眷属语象论朱瑞芬钱钟书先生曾从文学语言、社会语言的万象中摄示一象：“亲友交淡，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此亦谓“一家语言眷属”。①钱杨夫妇以宝剑喻则为雄雌双锋．以喻则为虹双彩。在文学创作中其语言相随相伴．互见互用，以不凡的...     

同时反衬——杜诗的一种艺术境界

钱钟书先生从文学角度总结心理学中的“同时反村现象”，谓“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村托而愈觉其深”。“诗人体物，早具会心”，此一现象可以向多个层面延展，古人面对现实，诸如阔大的空间、混乱的时代、特殊的境遇。而反观自身难堪的遭遇，反衬中的两极：壮阔与渺小、贫苦与富贵、才高与命舛，由于一方的存在，另一方会更加凸现，或同时增加彼此的份量。探绎杜诗中“同时反衬”整合出的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从而体味诗人经营诗艺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