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目山古碑刻看滇西佛教的传播

大理祥云的水目山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大理历史上是佛教胜地。学界时大理佛教的传播有诸多说法,本文从水 目山的部分古碑刻记载进行考释,提出了佛教于中唐传入大理,早先传入的是汉地密宗等论点。     

大理国地藏寺经幢概说

昆明地藏寺经幢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外史学界誉为“东方佛教绝世稀有之美术”。本文对经幢的内客及雕刻艺术进行介绍和评价,指出经幢对研究大理国史、佛教史、艺术的历史价值。     

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

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世袭大理国宰相,分封高氏子弟统治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元明清时期,高氏土司长期统治鹤庆、永胜、姚安三地。高氏家族笃信佛教,高氏家族大力出资在各地捐建寺庙,高氏家族中的不少重要成员还出家为僧。高氏家族对云南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南的很多佛教名山都和高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大理国高寿佛徒杨义隆

从宋代大理国碑刻、经卷遗物中考证杨义隆其高寿、名僧、名儒,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政教关系实况。     

大理国科举制度钩沉

大理国时期,儒家学说在境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诵读儒学经典已蔚然成风,文学创作繁荣,已有个人作品专集出现。大理国也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其科举制度既有与内地相同之处,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儒释道三教合一,是大理国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     

大理国翰林制度探析

大理国时期,也仿照唐朝和宋朝,设置了翰林学士院之类的机构,其属员有翰林学士和翰林郎等。大理国的翰林制度与宋朝基本上一样,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任职者也是通过科举选拔,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理国科举制度再考

根据对同刻一石、同一作者的《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和《褒州阳派县嵇肃灵峰明帝记》的分析,认定儒、释、道三教兼通的碑文作者杨才照为大理国科举出身,试郎为大理国科举及第者之称号。大理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在考试内容方面与宋朝有差异,在称呼上也与宋朝有所不同。     

大理国文学成就略论

大理国时期,文学创作较之南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了汉族的水平.大理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保留在现存的碑刻中.从现存诗文及众多的石刻铭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诗歌、骈文和散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大理国文学作为一代散佚的文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试述构建和谐社会与大理佛教发展的双向互动

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大理与大理佛教应该是一个和谐互动的统一体.本文列举了大理佛教史上的几个和谐实践,论述了大理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大理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独特而积极作用.在佛教为构建和谐大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和谐大理的建设也将为佛教转换自身功能,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作者认为,我们既要关注和梳理大理佛教史上的和谐实践,也要切实研究当前处境下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与佛教发展的双向良性互动.     

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刍议

国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成果众多,而在中国民族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史料索引的编制无论是单书、群书均未有索引成果的编制,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的编制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也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

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南诏大理国的藏书文化

南诏时期的"赠书习诗……传周公之礼节,习孔子之诗书";大理国时期的广求汉文典籍,促进了大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诏大理文化",同时作为大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理古代藏书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试论宋朝对大理国的人性假定

虽然宋朝与大理国之间未发生过战争,但宋朝还是对大理国作出了富于军事攻击性的人性假定。这种假定体现在一些边吏的话语中,也体现在宋朝通过密切与大理国周边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防御大理国的西南防御体系中。宋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一个原因是宋朝认为大理国就是南诏国的继续,而南诏国具有很强的军事攻击性;另一个原因是宋朝当时受到富于军事攻击性的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严重的威胁。虽然宋朝的假定与具体事实不符,但还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史事考

公元1253年12月13日，忽必烈攻下大理城，没有屠城，当地白族名家大姓有的投诚，有的激烈反抗。1254年春天，兀良合台攻下了善阐，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大理国亡。蒙元王朝重用大理国段氏，段氏效忠于蒙元政权。参与并支持其灭南宋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蒙古军队万里出师，出奇制胜，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率精兵骁将远出西南叩击南宋王朝之背，史家对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用兵有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