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民国前期地质学体制化之特征分析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体制化的一门学科。本文以默顿和本-戴维两人为代表的科学体制化理论为历史透视的框架。以民国前期地质科的机构演变为主线，重新审视中国地质学的体制化，并从体制化进程，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角色，维系体制化的二元价值，交流与奖励系统中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地质学体制化的特征。     

新著《科学价值论》最近出版

“科学价值”与“科学的价值”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是一个以科学为价值客体的概念，指“科学（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有什么意义，它包含了科学的多种可能的价值系列或集合。“科学价值”则相反，它是一个以科学为主体的概念，是以科学的需要和尺度为标准所作的价值判断，其确切涵义应该解释为“对于科学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有什么意义”，它们“是否适合于科学的尺度、满足科学的需要、为科学服务”。     

"科学家”职业的演变过程及其社会责任

本文认为科学家从一种有闲人的“业余爱好”变成一种专门的社会职业，是一种历史的过程。科学家的职业化伴随科学的体制化演进，科学家在社会中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家”一词的来历、含义，科学家社会职业的历史演变，科学家在英、法、德、美等国发展的不同特点，以及当代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新的科技革命对科学家提出的道德责任要求。     

晚清科学士绅“求真”与“喻俗”的价值冲突

科学研究在晚清社会属于非主流工作,但科学士绅依然坚守科学求真,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国家需求和个人发展均出现喻俗的现象,“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喻俗”的社会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价值冲突,部分科学士绅由“科学”转向“科举”。他们的分流是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过程中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科学技术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主要论题之一。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0卷(2001年)总目录

第１期论文试论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的“人”曾雄生（１）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体制化亢宽盈（２１）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九服晷影算法曲安京袁敏王辉（４４）《晓庵新法》中的常数系统宁晓玉（５３）释谭峭的“四镜”戴念祖（６３）大汶口、龙山文化黑陶内碳纤维的初步研究邱平王昌燧李凡庆周贵恩（７９）研究讨论是运动不灭还是物质不灭──王夫之运动守恒思想质疑胡化凯（８４）　曾侯乙墓漆箱房星图考武家璧（９０）第２期特稿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笔谈百年中国科技回眸董光璧（９７）中国…     

论科学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可以界定为当代所有的关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观点的总称。这些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或“正统型”；（2）“激进型”或“反叛型”；（3）“中间型”或“折衷型”。这三种科学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都有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偏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科学与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科学的角色与体制化

科学的体制化问题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是体制化研究的权威人物,他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在科学社会学界有广泛地影响。鉴于我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体制化方面还未见到任何文章,因此介绍一下本-戴维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并对他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相信对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益的。     

女性主义的科学重建

本文考察５和分析了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起点，可能性及几种方案，并作了简要评论，分四部分：（１）女性主义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仿见及主流科学观的批判。（２）女性主义关于科学重建目标衣方法论基础的讨论。（３）重建的女笥主义经验主义的“修正”方案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后续科学”方案。     

“科技与社会”：哲学抑或其他

尽管“科技与社会”早已成为科技哲学中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然而，关于它的学科性质迄今依然未见辨明。本文认为，“科技与社会”既与科学社会学迥然相异，也与STS界限分明。“科技与社会”的学科定位当是哲学性质的。主要理由有三：（1）“科技与社会”是科学观的主要组成部分；（2）保持“科技与社会”特点的需要；（3）增加“科技与社会”理论深度的需要。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进路

作为一种理智探索活动，科学哲学从古希腊业已开始；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则是20世纪的产物。“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这一命名方式既揭示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也揭示了该学科的学科类型是哲学。在科学哲学共同体内，对科学作了三点至关重要的区分：（）一般科学与特殊科学的区分；（2）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的区分；（3）科学理论体系与科学探索活动的区分。按区分（l），科学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科学方法论（狭义的科学哲学）和特殊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的哲学问题研究。按…     

从“格致”到“科学”浅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science”（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scientin”，系指知识、学问之意，相当于希腊文的“sophia”，乃“智慧”之意，叠词的“philosophia”系为哲学，18世纪后，在西方演变为广义的“科学”。法文为“science”，德文为“Wissenschaft”，俄文为“Hayka”。     

后现代反科学思潮

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是：（1）相对主义，（2）科学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在对科学理论，实验，客观真理，理性的全面解构之中，表现为“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科学观与激进的女性主义。所有这一切与科学哲学中的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以人文涵盖科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观及其偏颇

本文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做了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反科学主义，二是泛道德主义。其偏颇之处在于：一方面，把科学狭隘地理解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将人文精神片面地归结为儒家的“道德精神”，并强调以人文涵盖科学，其结果是人为地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事实）世界和人文（阶段）世界的分离和对立。     

查尔斯.巴贝奇—计算机史上被误判的先驱者

本文介绍了计算机先驱者查尔斯·巴贝奇的生平与科学贡献。剖析了巴贝奇发明差分机从而为现代电子计算机奠定基础的科学历程，并分析了巴贝奇的工作与现代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本文还介绍了巴贝奇在促进英国科学体制化方面的贡献。     

维持“原子量”“分子量”原称谓好

国际上把atomic weight改为relative atomic mass是有道理的：（1）此概念应是mass（质量）不是weight（重量）；（2）若改为atomic mass容易误解为一个原子的质量，实际上是NA（阿伏加德罗数）个原子的质量，故加relative以区别。然而中文“原子量”既未混淆“质量”和“重量”，亦无产生“单个原子的质量”误解之虞。一个科学名词不可能尽含其定义，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愈简短愈好。故我支持科学界早已习惯的用法——原子量。“分子量”的问题同此。     

“软”系统方法论述评

本文对“软”系统方法论的内容作了较详细评介。认为：（１）用于“人类活动系统”的可操作性（２）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准确构造相关系统模型（３）融合“事实认识”和“价值选择”的行为研究程式是该方法论的三大特色。同时沿着创立者的哲学探索足迹，展望了未来科学统一的可能途径，并对其哲学观点的主要偏颇之处做了适当评点。     

民主与科学:永恒的话题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竖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８０年过去了，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的核心话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专制传统太强，而民主传统甚弱，“脸皮厚，心黑，胆子大”的皇帝（季羡林语）同一帮“帮忙”或“帮闲”的大臣（鲁迅语）狼狈为好，大搞“造神”运动，善良的老百姓又总是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圣君”或“英主”身上，一但“救星”出现，他就成了民意的当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