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铜弦词》探析

蒋士铨《铜弦词》的内容,较多为纪游抒怀、题赠迎送、记事咏物之作。艺术上也有自己的个性。他的词完全摆脱了词为艳科的束缚,不作花前月下、歌儿舞女之吟;不为绮旎婉丽、偎红倚翠之语。出于慷慨激昂的个性,他的词意境浑厚,用语豪健,虽然内容多为应酬交往之作,而所抒发多为社会冷暖、人生际遇、身世沉浮、官场污浊之感情。他具有诗人、戏曲家的双重身份。他擅作传奇,曲之于词,更细腻,更深于情,更能打动人心。他写诗的才能与写曲的技巧常常融合在一起,使他的词也在豪健之中,频添出委婉细腻之风。他的亲情词便具有这种特点。清代词论家中,徐珂、陈廷焯、谢章挺、胡薇元、李宝嘉、丁绍仪等人都对蒋词作过评价。其褒贬不一,本文就三种意见而辨之。     

《花间集叙》与词体侧艳品格的确立

赵崇祚的《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从理论上对温庭筠以来的绮靡词给与了认同和张扬。因此,不仅欧阳炯的序是中国最早的词论专文,他在序中阐述的词学审美标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词学批评标准。《花间集叙》中的“词为艳科”的理论的形成和对词情的侧艳的审美评价,是对儒家诗教理论的一种突破,但它立足于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及对词的侧艳品格所作出的片面的强调,又把词的价值功能狭隘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斩楼兰心不平——论刘过的抗战爱国词

词是产生于隋唐鼎而盛于南宋的一种倚声文学。自隋唐历五代以迄北宋之初,均以温婉为宗,题材狭窄,风格旖旎,被作为“析醒解愠”、“娱宾遣兴”之具而披之管弦、付之清讴。其后,横放杰出的苏轼“以诗为词”,不受音律的束缚,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改变声律比词情更重要的要求,“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词境扩大,词体始尊。然而他的改革并没有得到全词坛的认可和响应,不仅他人难乎为继,就     

金元山西作家词选注

金元两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余年,承宋词余绪,词家辈出,词风颇盛.唐圭璋先生所辑《全金元词》,共收录金元两代二百八十二位词人,七千二百九十三首词作.读后,觉得金元词作颇多风云之气和沉郁之概,远非“词为艳科”之说所能范围;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境界以至表观手法,均有所开拓和建树.正如唐圭璋先生所云:金元词“受两宋影响,亦多可观”.然而,金元词的成就,终为两宋词所掩,历来不受重视,辑者、选者、注者颇     

转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试论苏东坡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武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他在诗、赋、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词作，激昂排宕，转一代之风气，在文学史上独放异彩。词自《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艳科”的范围，这些花柳之词，冶荡之音，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比，品位甚卑。宋初以词为“小道”“小技”。文人作词，不过是为消遣，故词又别称“诗之余”。作词或被视为有才无行，有玷令德。苏武开始作词时，柔媚香软的柳词正风靡一时，时谓凡有井水处，人皆歌柳词，柳词影响之大，传播之广，于此可知。但这种流行曲只在民间有市场，登不得大雅之堂。东坡一…     

从《花间集序》看花间词之于六朝诗的理论认同

词,又称诗余,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因此,在对文学作品创作的传承关系中,人们不断发现词与六朝诗歌的一脉相承关系。杨慎《词品》即云“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穷黄河源之意也。”,从创作内容上肯定了二者的渊源关系。明代王世贞则从创作风格上给予了肯定的论述“盖六朝君臣,颂酒庚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此外,王国维《人间词话》也指出这种创作风格上的相似“读《花间集》、《尊前集》,令人回想     

从苏轼的农村词和言情词看苏词的创新精神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见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响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是一位全才,他才情横溢,诗、词、文兼擅,而且对绘画、书法乃至于音乐,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以自己丰富而卓越的创作实践彻底扫荡了宋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逆流,并领导和推动这个运动到最后胜利.他论自己为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他的文章无论长篇短制,随意挥洒,章法不定,放笔直书,尽情抒发,因之如海如潮,成为杰出的古文大家.在诗歌创作方     

状难状之景 达难达之情——谈柳永《雨霖铃》的表现手法

柳永是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雨霖铃》是千古名篇,是宋婉约词的代表作。《雨霖铃》是词牌。据《明皇杂录》云,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蜀途中,于栈道雨中闻铃音,起悼念杨贵妃之思,“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夜雨闻铃断肠声,曲调颇极哀怨。柳永《雨霖铃》词牌下,有题目《秋别》。柳永利用了《雨霖铃》这一词调篇幅较长,声情哀怨的特点,将离情别绪写得十分感人,尽善尽美,耐人寻味。 柳永生长在一个重视儒家传统的士族家庭。他生而禀赋中有一种浪漫的天性和音乐才能。受的教育使他有欲求仕宦的用世之志,他的浪漫天性和音乐才能,使他愿为俗曲写词。用世之志与音乐才能之间,充满了矛盾,而且影响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参加进士考试以前,已经是颇有声誊的才子了。但考试的结果却出人意外,于是柳永作《鹤冲天》一词,词中写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后又考进士,已中,及发榜时,仁宗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在功名路上不顺利。后年近五十,改三变为“永”,字耆卿。仁宗景佑元年,方中进士。     

南宋雅词之探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宋词作为一代文学样式，在雅俗的演变上更有其特点。南宋词坛经过自北宋以来的长期探索与辨析，在词的雅化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容上反对淫艳猥亵，提倡骚雅；风格上“涉谐谑”、“鄙俗”、“侧艳”则去之；在词体源头的探求上，认为诗词同源，推尊词体；语言和音律求雅，反对俚俗。姜夔、张炎、王沂孙等是南宋雅词的代表。通过南宋词学的雅俗之辨，词的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词人的创作规范化、理性化了，人们认可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并使词体定型，渐成为与诗比肩的一种文体。     

刍议《格萨尔》部名上的"宗"

文章通过对藏文“宗（rdzong）”一词所含内容和《格萨尔》部名上“宗（rdzaong）”一词在《格萨尔》部名上所含内容、确切地说“宗”一词在《格萨尔》部名上实际所起作用之比较分析，认为《格萨尔》部名上的“宗”，既不能和过去作为西藏地方政权机构——行政区域治所之名的“宗”等同起来理解；也不能与作为过去有别于普通民宅的特殊建筑物之名的“宗”等同起来理解。提出《格萨尔》部名上的“宗”类似于汉族长篇小说的叙述法“篇”，是一种便于记忆和说唱史诗而采取的该文学作品形式上的一种程式法或写作模式。     

淮海词的艺术成就

在宋词发展史上,秦观及其《淮海词》的地位很高,他的老师,开一代词风的苏轼称他为词手,他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而且人们公认黄不及秦。又与柳永并称“秦柳”,与周邦彦并称“周秦”。被誉为“婉约之宗”。作为“婉约之宗”的秦观,其词在艺术上确有很高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稼轩体”特色论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杰出的词作家.《稼轩长短句》凡六百二十首,无论是数量之丰,还是质量之高,皆雄居两宋之首.他“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郭沫若语),“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开创了豪放词派.在内容上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在艺术上也有着突破性的贡献,成就了独具一格的“稼轩体”.下面试以《沁园春·叠嶂西驰》一词为例,来探讨一下“稼轩体”的主要特色.     

夏丐尊与计划生育

夏丐尊先生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虽然他没有使用“计划生育”这个词,但他在《生殖的节制》一文里,已把这个问题谈得较为透彻了。《生殖的节制》一文作于1922年,发表在1922年4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8期上。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人口问题在社会问题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如     

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论苏轼的词风

苏轼是词坛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二是自是一家,开创了豪放一派。这种词学观念无疑具有开放的革新的意识,把词从艳科小道的品质和地位提高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豪放与婉约并存,为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说话家数与幽默诙谐的失落

中国文化是一种严肃的文化,作为“大道之源”的“易”便奠定了这种严肃文化的基础。《易经》虽以占卜之书存留下来,但它起初就是对宇宙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到了《易传》十篇,更使其转向了对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独钟的大方向。诸子百家,书史文传,也都是以严肃的人生思考、对道的探究和政治教化为宗旨。中国古代文学中娱乐性本来应当较强的小说,如“三言”、“二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都把对伦理道德的思考放在第一位。也许因为中国是个礼义之邦的缘故吧,人们一直把道德看得至高无上,而把个人的娱乐看得至轻至次,似乎不值一提。“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固然使诗文不得不雍容大度、一本正经,但小说也总在努力向诗文靠拢,“缘情而绮靡”的曲子词本来是娱乐性较强的,然而,正因如此,它才长期受到冷落,难登大雅之堂,直到苏轼、辛弃疾,提高了词的品位才使之得以与诗文平起平坐,这种品位的提高,实质上是在形式上向诗文靠拢、内容上向诗文看齐的结果,这样一来,词的娱乐性大为减弱,严肃性大大加强了。散曲、杂剧、南戏、传奇,最终也无不走上严肃文学政治教化、道德思考的“康庄大道”,产生了《五伦全备记》之类的作品。     

从诗词关系看李清照《词论》的词学意义

李清照的《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词学专论,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立足《词论》文本予以探讨,它是词发展的概述和对词人的品评,实际上首次提出了词学研究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词与诗的关系和词的特质问题。基于音律规范来区分诗文和词,词在文体中“别是一家”,指出“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都会损害词的“本色”。基于内容方面的特点,社会重大题材适合入诗,而儿女私情琐事适合入词。把词从诗余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也是宋词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切决定了《词论》在词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花间集序》的词学观

<花间集序>是一篇被词学界深度误读的词论,其以艳为美崇雅斥俗以及词之价值娱宾谴兴的词学观,对后代的词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以艳为美经后世的词学批评家们补充发展成本色论的重要内容,随着词的愈益雅化,花间尊前娱宾遣兴的小道薄技,渐渐发展成一种抒情文学样式,而失去了原来的低吟清唱的娱乐功能.     

歇后语初探

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运用汉语的特有形式,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丰富了汉语森罗万象的语言宝库,而歇后语就是我们祖国语言中常用的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之一。黄克诚同志在《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一文中说:“彭老总对部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自己也风趣地说:‘我这个人爱批评人,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加点的就是歇后语。 歇后语,修辞学上也有人把它列为藏词的一种。藏词有藏前语、藏后语之分。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谁知他将到而立之年”的“而立”系来自《论语·为政》中“三十而立”,现在     

词语考释五则

一、冬烘“冬烘”一词,辞书解释不尽相同.新《辞海》释为“懵懂浅陋”,新《辞源》释为“糊涂,迂腐”,《汉语大词典》则综合此两种解释为“过迂腐,浅陋.”至于该词为何会有此词义测均付诸阙如.“冬烘”一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代.据说当时有个叫郑薰的侍郎主持一次科举考试.他误把一个叫颜标的考生当成了鲁公颜真卿的后代,并将他取为状元.时人作诗嘲讽他说:“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八《误放》、十三《无名子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