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以所主文学观析论“童心说”与“性灵说”

李贽"童心说"与袁宏道"性灵说",放于文论而言,都具有相应文学观,因为两种学说具有承续关系,不仅存在相似观点,同样也存在同中有异之深层不同处。对于文学发展观、文学创作观、文学审美观及俗文学评价,两者都存在相似之处,但又因人生观不同为根本因素,加之其余因素,故而也存在阐述详略、关注点、创作形式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对二者所主文学观加以比较分析,亦可以有助于更好理解"童心说"与"性灵说"之全面深层内涵。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粱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试论刘勰的“通变”观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本文试图从＂通变＂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两者关系;＂通变＂思想的来源;文学历史建构中的继承和创新;通变观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等方面阐述刘勰的＂通变＂思想。     

“毛泽东热”探源

本文认为：“毛泽东热”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部分人才市场经济的歪曲认识是其产生的现实原因；而部分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心理以及从众心理是其产生的心理原因。研究“毛泽东热”对于我们领导者、理论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毛泽东“新经济政策”是 1 956年 1 2月提出来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可以搞资本主义”。它的实质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续或回复 ,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刘勰“通变”与南朝“新变”

关于刘勰"通变"一说,就当前学界在复古与重变方面的分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南朝文风新变有三次,彼此间并不相同。刘勰的"通变"思想与同时的永明新变基本一致,与其不同的是此前的元嘉和此后的"宫体"新变。所以说,"通变"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变。南朝不同时期的文风不同,不能将宫体新变与南朝整体新变混为一谈。     

如何“说”好新闻

"说"新闻以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亲切自然的表述方式迅速在观众心中占距了一席之地。如今各家电视台纷纷开办了杂志类的社会类新闻节目,一时间"说"声四起.本文对如何"说"好新闻进行了探讨.     

论毛泽东“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新经济政策”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种构想。它的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有三个方面：“以苏为鉴”是认识背景;为解决“三大改造”后期的遗留问题,是实践背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是理论背景。     

论况周颐的“静境”说

在《蕙风词话》及相关的论述中,词境是况周颐经常提到的问题.认为“静境”是词中很重要的境界,也是词的最高境界“穆境”的重要特征,常常以此作为词学的批评标准.况周颐强调的“静境”,一种是审美状态,一种是审美境界.“静境”的创造可以从内心及作品两方面来创造.     

中国古典诗学视野中的“兴趣”论

“兴趣”作为美学概念，不见于宋以前的文学批评与理论阐说中。严羽最早将“兴趣”提升为诗论的审美范畴，之后，人们对“兴趣”进行了标树。与此同时，文论家们对“兴趣”的审美特征展开了探讨，提出了要求。他们并从感兴、学力、兴象、情兴等角度论及到“兴趣”的生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整体视域上初步构造出了一个“兴趣”的理论创造系统。     

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是华夏哲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的认识,又是他们因应环境变化行为处事的方法与原则;既是有作为的政治家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又是思想家、史学家反思历史、考察盛衰的史学思想。因为一切事物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人的行为必须顺应时代,人的思想应该随时变通,所以治国施政要随着时间推移并顺应环境变化而变化,探讨历史应该运用通变思维揭示出盛衰转化的必然性。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考察密切相关,蕴涵深刻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交际法指导下的“说”与“写”的整合

交际法是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培养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一种教学法体系。本文从交际法概述出发,着重理解其特点及英语写作的交际本质,提出以在交际法指导下以＂说＂促＂写＂,以＂写＂带＂说＂,实现说写的整合,从而提高大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     

论“大跃进”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大跃进”后,毛泽东在总结“左”倾错误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时,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尤其是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这些可贵的思想观点虽然没有坚持探索下去,也未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但其思想脉络清晰可见,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和思想先导,其意义是深远的。     

试论“风水说”的生态学意蕴——兼说“风水说”和“风土论”的源渊

“风水说”中由于含有许多迷信成份,往往被人斥之为封建糟粕.但若揭开其神秘面纱,会发现有许多科学道理在内.该文通过透析“风水说”深沉、丰厚的生态学意蕴,认为它合乎宇观生态学法则.对“风水说”和“风土论”内涵及外延的比较阐述,有助于加深对风水说科学内涵及文化意蕴的理解和把握.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从而指出,推崇“讽谕说”者,是在怒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核心,与传统的“意境”理论相比,王国维更重视诗歌客观、真实、自然方面的特征。王国维还提出了关于“境界”说的几对范畴,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境界”说深刻而丰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