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概念的规范和更新——《地理学名词》(第二版)推介

《地理学名词》(第二版)反映了地理学内容的广泛性和研究的新进展,还反映了中国地理现象和中国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并对所有选定的地理学名词进行了科学定义,规范和更新了地理学领域里的概念,对地理学观点、理论、方法和应用的传承和创新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仍存在一些可商榷和待修补之处,留待进一步改善。     

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召开

2008年11月24-26日,正值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50周年纪念,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理学科主任宋长青研究员等11位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对海峡两岸地理名词中两岸不同叫法的2000余条名词进行了认真细致地研讨。为了保证审定工作质量,     

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召开

2008年11月24-26日，正值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50周年纪念，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理学科主任宋长青研究员等11位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对海峡两岸地理名词中两岸不同叫法的2000余条名词进行了认真细致地研讨。为了保证审定工作质量，     

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阶段工作汇报

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6年1月17日在京成立。到1987年5月21日为止,在一年半内,召开了三次会议,四易名词稿,经过全体委员和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现在已完成第一批地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下面分三个方面向大会汇报。一、建立组织1987年1月17日在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中国地理学会领导下,经过充分酝酿成立的。成立大会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二是拟定工作条例和工作计划。我们感到地理学名词的审定,是一项艰巨工作,这是因为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学科很多,和相邻学科交叉的情况很普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健全的高效率的委员会来进行工作。我们认为一方面必须遴选国内学有专长的学者参加工作。同时为了工作方便提高工作效率,多数委员及工作小组负责人最好从北京的有关单位物色。经过充分协商,我们在成立大会上组成了一个30人的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其中在京委员20人,京外委员10名。下设7个工作组,各组的组长都由在京委员负责。每个工作组包括1门以上至4门分支学科。一年半来的经验证明这样的组织,既照顾到学科的代表性,又便于开展工作,是行之有效的,保证了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委员会还选出一位主任委员,三位副主任委员和聘请二位秘书,负责处理经常性的业务和事务工作。这对于工作的开展,是很有帮助的。在成立大会上,还拟定了一个工作条例(草案)对于名词审定原则,机构,程序都作了规定。此外,还拟定一个工作计划,提出力争在一年内完成第一批名词的审定工作的奋斗目标。现在看起来,时间上是超过原来的估计了,但这反映全体委员的积极态度和工作热情,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二、工作经过大会成立之后,即开始实际的工作。在工作开始之前,我们感到必须掌握国内外有关的资料,以供参考。我们了解到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已于1985年出版一本国际地理学名词汇编,这部名词汇编是国际地理联合会组织的国际地理学名词委员会集合德英法意俄西日7个国家的128位专家,从1968－1986年共花了18年的时间完成的,是目前国际上具有权威性的地理学词典。其中收录了2400个一级的和11,000个次级的地理学名词。当时国内还未有此书,我们及时地托国外友人购买了这本书,作为我们选词的参考。其次,我们发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地理学组由一个13人组成的地理学名词委员会,经过10年(1951－1961)的工作出版的地理学名词汇编,也很有用。这两本词汇,都成为我们常用的工具书,在我们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的实际工作,是在各工作小组进行的。从1987年1月开始,各小组积极开展地理学名词的起草工作。中间曾开了二次小组长扩大会议,讨论各组提交的草稿,协调各小组的工作。1986年10月21日至23日,在京召开第一次审定委员会,审定初稿。这次会议对名词草稿逐个进行审定,并进一步明确地理学名词审定的一些原则。经过讨论,从2090条词条中,保留1390条。第一次审定委员会开会之后,我们把修改后的第二稿,发至全国各单位和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得到全国同行的热烈支持,回收率很高。他们对名词审定工作极为重视,认真地逐条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的同志带病工作,在右肢瘫痪的情况下用左手书写了几百条意见。这些事例,反映了地理学界对名词审定工作的关切和支持,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三、工作体会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做好名词审定工作,首先要明确和掌握收词范围的问题,统一认识,并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按照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规定,收入各学科的名词,限于本学科的基本词。由于对基本词的理解不明确,在初稿时收词范围就过于广泛,有的分支学科就收了1000余条。在第一次审定会议时,学习和讨论了1986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会议纪要,明确收词范围限于本学科的专有词,借用其它学科的词不收。我们经过认真讨论,将草稿原有的2090词条,删去700条,只收1377词条,作为二稿。但后来又发现有的学科删去太多,只剩几条,连本学科应收入的专有词也删去了。因此,在第二次审定会议时,又作了适当的调整。这次整理上报的共计1491条。其次,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还认识到在明确了收词范围之外,还应该有分批分级的安排。我们有的学科,因为缺乏这个思想,所以在草稿时,想一步就把所有的专有词收进去,因此就流于过细,把次一级的名词都收进去,造成分支学科之间的不平衡。我们也是在学习和讨论之后,才取得一致的意见,决定第一批名词只收一级的主要名词,其余的次一级名词,留在第二批再行审查。总之,我们在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是有反复的,是边工作边学习的。这种情况,今后还可能会发生。我们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做得更好,有所进步。现在,我们正在考虑第二阶段的工作,但还未作具体的安排。这要留待下次委员会会议,再作决定。     

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 2007年4月27日至5月5日,海峡两岸地理学家大会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召开了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与会海峡两岸专家代表共计20余位。海峡两岸地理学名词研讨会针对经过两岸专家共同努力所形成的4000余条地理名词对照稿,分专业组进行了集中研讨。根据会议精神,此次经过两岸专家共同讨论形成的地理学名词将在会后由台湾专家进行修改,并于今年年底前交由大陆专家作进一步修订,争取2008年在大陆召开第二次审查会。(李玉英)     

地理学中的space

地理学文献中,在论述地理现象时一般将space译作空间,论述地球大气层以外的事物和现象时则将space译作航天或太空。在名词委审定颁布的《地理学名词》中,与space有关的词共9条：空间经济spatial economy,空间组织spatial organization,空间体系spatial system,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空间差距spatial disparity,空间相互作用spatial interaction,空间主权spatial sovereignty,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spatial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航天遥感space remote sensing。前8条均涉及地球表面的地理现象,均用“空间”表述。只有第9条涉及大气圈的上方,用“航天”表述。这种多义性是由于space原文的多义性造成的。据查,在《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中,space就有7种用法;在《The New Webster'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space作名词时有18种用法,意思与《Longman》大同小异。总之,英语中space一词包括了地方、空间、太空、空格、(时间)间隔、距离、位置等含义,是一个多义词。几乎一切学科都要使用space一词,恐怕很难有一对一的译法,即使在同一学科中也难以统一,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即是一例。因此,各学科在名词审定时应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传统作不同的界定,并按常用的次序列出几种译法。例如,在地理学名词中,和space对应的中文为“空间”(指地球表面的领域)、“航天”(人类在大气层以外的活动)和“太空”(大气层以外的领域)三个词。 ** 黄润华教授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该文论述了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剖面研究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实例研究、《清册地理学》和对地图学等方面的贡献。介绍了达比的教学成果、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对世界尤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影响。     

中国地理学近代化过程中的理论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学者对地理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展开了讨论。学者们希望通过讨论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找出中国传统地理学的问题所在。尽管这种理论探讨在许多方面未达成共识,却有利于学科建设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区域地理学的特色及地位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地理学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被当时地理学者誉为“地理学之极峰”、“地理学的最终目的”的区域地理学更为突出。该文通过中国学者在区域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方法研究，以及专区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分析了中国近代区域地理学 双及在世界区域地理研究中的地位。     

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邹代钧（1854－1908）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曾随刘瑞芬出使英俄（1886－1889），学习西方测绘理论和方法。1895年在武昌创办了中国地理学的最早组织－舆地学会，该组织出版了大量用西法测绘的高质量的中外地图，这些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为流传，影响较大。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本文主要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研究他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造园”“景观”与“地景”

<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 拜读<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36～38页<地理学概念的规范和更新>一文,其中38页第18行蔡运龙教授提及台湾学者表达为"地境",疑为笔误,应是"地景".兹补充本人意见如下,提请各方讨论:     

地理学领域几个术语的探究

阐述了正确使用科技术语的重要性。对地理学领域一些常用术语的使用进行了探究,以期引起使用者的关注,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术语。     

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的逻辑基础

"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是地理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整体性.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有"实证"与"理解"二个互补的研究途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应在"本体论"意义的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以自组织方法论为指导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应主要着重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形成条件、基本动力、基本途径、基本结构和复杂图景等方面.整体性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基本性质之一,而且也(应该)是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地理学领域几个术语的探究

阐述了正确使用科技术语的重要性.对地理学领域一些常用术语的使用进行了探究,以期引起使用者的关注,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术语.     

我国古代地理学"三形"思想初探

提出“三形”思想，分别阐述“三形”即形胜、形势与形法三个概念的内涵并指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举风水学为例来阐述“三形”思想在我国古代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及其现实意义。     

地理信息的当代解读

深入解读地理信息有着极为深刻、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地理信息一如其他信息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拥有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协同性、实用性等特征，与人之生存实践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故其作为人之思想和语言的构造物不同于客体算于和主体活动，而是代表认知的组成规律、经验的抽象形式，显现出人类能动地创造概念、建构理论和发现“新世界”的能力。     

从《地理哲学》看白眉初的地理观

白眉初是我国从古代地理常识向新时代的科学地理学过渡阶段,大力传播地理学知识,承前启后的启蒙者之一。《地理哲学》是代表其地理思想的重要著作。从该著作中可以看到,白眉初坚持地理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属性,并认为地理学具有"理体文用"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宏观性、变化性、时效性和很强教育功能的学科,主张从人地关系视角进行地理学研究。白眉初《地理哲学》中的许多思想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萌芽与发展

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起源可追溯到1876年京师同文馆开设的地理课程,在其后经历了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地理类、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历史地理部、东南大学地学系等不同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科系名称和课程设置,至1949年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体系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进程。文章将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76-1911、1912-1927、1928-1949,并从相关的地理学科高等教育法规、地理学科系名称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变化等角度对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阶段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我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

本文根据大量史料,介绍了中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的生平,特别是首次向学界展示了他晚年的精神追求,剖析了他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的心路历程,并将其生命中三个十年中三种不同追求,放在同时期中国两次民族反思和同时期中国人认识科学的四个阶段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他对科学的认识和皈依佛门的原因,给予其以客观的历史评价。     

Misrepresentation in “Misrepresentation in Context” in Context

I argue that in aiming to integrate the notions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semblance in the arts,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cognitive sciences one needs to focus on those processes of reasoning and creative inquiry that (i) exploit our faculties of imagination and mental imagery, (ii) create novel and useful metaphors based on iconic types of meaning, and (iii) may result in discover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s of artists and scientists. To address these matter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Goodmanian conventionalist and symbolic theories of logic, thought and language is unlikely to deliver these points. A comprehensive philosophy of signs, however, might do the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