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砆”替代“富勒烯”的九个理由

在近日的一次无机化学名词审定会上,许多专家对于是否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建议意见不一。因此,笔者再写一文,重申将fullerene译为“砆”的理由,以求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1·fullerene一词是fuller加后缀-ene,由此就认定应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是值得商榷的。在已有的汉语化学术语中不将“-ene”译为“-烯”的情况很多,例如:thiophene噻吩benzene苯naphthacene并四苯thiophthene硫茚naphthalene萘fluorene芴thiathrene噻嗯anthracene蒽xanthene占吨chrysene屈pyrene芘phenanthrene菲acenaphthylene苊azulene奥picene苉pentacene并五…     

关于Fullerene类的中文命名

关于Fullerene汉文规范名的讨论编者按 汉语科技名词定名时,常有少数词很难给出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好名称。本刊辟此专栏对一部分重要的、跨学科的、影响较大且十分混乱的名词进行集中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全国名词委再召开研讨会,确定规范名。上一期本栏讨论了virtual reality一词的汉文规范名的问题。本期讨论化学中的难点词Fullerene的汉文名问题,这是碳家族中的新的分子。关于它的汉文名,专家们有许多建议,例如：①富勒烯 ②球碳 ③球烯 ④碳球烯 ⑤碳笼烯 ⑥笼碳 ⑦足球碳 ⑧团簇碳 ⑨碳笼 ⑩布基球 ⑾芙(台湾已定的名) ⑿碳簇(台) ⒀碳簇烯(台) ⒁碳烯簇(台)等等。现刊登一部分专文进行探讨,欢迎广大读者发表意见,踊跃讨论。对于C₆₀,C₇₀等一类物质的中文译名问题,有一些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命名时需要考虑它们到底算是“单质”,还是“化合物”。认为必须以单质为出发点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只含碳,而不含任何其他元素,只是碳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因而应按照“碳”的命名,造(或借用)一个以“石”为偏旁的字。对此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对C₆₀进行加氢,可得到不同程度的加氢产物。在这些产物中,未被加氢的部分,其谱学性质表现为芳香体系,已被加氢的部分,则表现为烷烃体系。若将分子中的氢全部拿掉,整个分子就成为典型的芳香体系。别的不说,C₇₀的C-13核磁共振谱就只出现一个典型的芳碳峰。我们不能不承认部分加氢的C₆₀是化合物,那么丢光了氢的C₇₀就只能被认为是去氢的最终产物,也是化合物。加氢只不过是一个例子。C₆₀的加成反应是一个研究热点,目前还继续保持着方兴未艾的势头。在大量的有机化学反应研究方面,把C₆₀作为化合物看待是很自然的,它与加成产物之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差异。勉强把C₆₀、C₇₀等一系列化合物割裂出来,仅仅因为它只含一种元素而视之为单质,与C₆₀研究的客观事实不符。命名法应该照顾这个客观现实,为化学研究服务,为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衍生物的命名铺平道路,而不应拘泥于什么“定义”之类的要求。当然可以说C₆₀等是“单质”。但它们必须是一身二任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化合物”的身份抹掉。从化学性质的观点出发,它们是比较活泼的芳香体系,和萘、菲等化合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给予相应的命名,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们认为,将fullerene类译为“芙烯”,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简称为“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从“球烯”到“球碳”

1985年,Kroto和Smalley等人用激光照射石墨,通过质谱法检测出C₆₀分子。1990年开始用石墨电极放电以及在稀有气体气氛中用不完全燃烧芳香烃方法,制备出常量的C₆₀和C₇₀等产品,标志着碳的第三种同素异构体的诞生。这种碳的同素异构体分子,呈近似球形或椭球形的封闭多面体外形。对于C₆₀这类分子,国内外学者先后用过多种名称：因C₆₀分子的外形像足球,称它为footballene(足球烯);因分子外形像建筑师Buckminster Fuller设计的圆屋顶,命名这类分子为buckminster fullerenes、bucky balls(布基球、巴奇球)、buckminsterenes、fullerenes(富勒烯、富勒碳);因分子呈笼形结构,称它为碳笼;因分子全部由碳原子组成,称为全碳分子等等。现在国际上更多地采用fullerenes这个名称。1992年,我在“碳的结构化学的新进展”一文中[见大学化学。1992,7(4),29]将C₆₀和C₇₀这类物质称为球烯,将含有特定碳数的球烯分子标明碳原子数,例如球烯-C₆₀,球烯-C₇₀等。还在我编著的《结构化学基础》的结构和《结构和物性》等书中采用这个名词。不久前,我阅读了吴国庆教授的文章“‘富勒烯’一词不科学”[见大学化学。1998,13(5),24]。他认为将单质碳命名为“某某烯”会破坏汉语化学用词的既定规则。因为“烯”是一类由碳和氢组成,含有CC基团的化合物。我认为他言之有理,决定将“球烯”改为“球碳”,并在我编著的教科书中予以修改。现将新出版的《结构化学基础》[(第二版),周公度和段连运编著,1998年12月第4次印刷]有关球碳及球碳族化合物的名称和符号的一段文字列于下面。球碳(fullerenes)是球形而有不饱和性的纯碳分子,是由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碳原子组成的封闭多面体。现在研究较多的是C₆₀,其次是C₇₀和C₈₄等。对于足球形的球碳-C₆₀,60个碳原子组成12个五元环面,20个六元环面,共有90条边的多面体(见图)。每个碳原子参加形成2个六元环和1个五元环,3个σ键键角之和为348°,∠CCC平均为116°。碳原子的杂化轨道介于sp²(石墨)和sp³(金刚石)之间,为sp^2.28,即每个σ轨道近似地含有s成分30.5%,p成分69.5%。而垂直球面的π轨道s成分8.8%,p成分91.2%。单质的成键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将在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化合物中得到继承。碳的三种异构体的结构特征和成键规律也将相应地在三族有机化合物中得到体现(见下表)。脂肪族化合物(RX)的典型代表是正烷烃C_nH_2n+2,它的结构特征是由四面体取向成键的碳原子连接成一维的碳链。R是脂肪烃基团,X为置换H原子的各种基团。芳香族化合物(ArX)的典型代表是苯C₆H₆。它的结构特征是由平面三角形成键的碳原子组成二维平面结构。Ar是芳香基团,X为置换H原子的各种基团。球碳族化合物(FuX)的典型代表是含球碳-C₆₀基团的化合物。球碳基团的结构特征是由球面形成键的碳原子组成三维封闭的多面体,Fu为球碳基团,X为加成于球面上的各种基团。     

谈“芙”

近代科学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国人向以传统字汇或另创新字、新词将科学用语译成中文,以便了解。随着科学的快速进步与扩展,新词语不断产生,而其中译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新词语初创之时,可能各家用法不一,中文译名也因而各异。但国际学会通过推荐其某一用法后,全球大体遵从,中文亦应依此订定之名有一统一译法。化学名词Fullerene代表一类只含碳元素,构造为球形之新化合物,究应如何统一既存之多种译名,或是否宜另订新名呢？百年前,乡先辈严几道先生举“信、雅、达”为译书三原则。今人之国文(汉文)程度远逊往昔,“雅”已不切实际。“简单明了”可能更为重要。窃以为,新化合物名称除尽可能符合既有之“命名原则”规定,并宜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字数尽量少;二、笔画尽量简单;三、字形尽量避免与其他名词近似;四、尽量便于命名衍生物。由于Fullerene类化合物含碳,进行之反应多与有机化合物相同,故宜归属于有机化合物。既有之多种译法,似皆不能合于上述四点。若用“芙”为其译名,则可符合。今再说明理由如下：一、用“草头”表示环状有机化合物,如Camphene为莰烯。但Fullerene虽含多个碳-碳双键,有些性质却与烯类不同,故不加“烯”字。二、只有一个字,且为固有、不需另创。三、国语(汉语)发音与英文之第一音节相近。四、只有八画(传统字体)或七画(简化字体),似无更简者可用。五、本类化合物含不同碳数,及各种衍生物均易于命名,例如：1.总名为“芙”,其前之数字、英文字母等可直接使用。如：[78-D₃]fullerene为[78-D₃]芙。2.Quasi-Fullerene,可译为“拟芙”。3.Incarceranes,金属在球内,故可名之为“含某芙”。如：[82-C_3V(Ⅱ)]fullerene-incar-lanthanum为[82-C_3V(Ⅱ)]含镧芙。4.正离子(cation),负离子(anion),自由基(raducal)等之命名可如dihydro [60]fulleren-1-ide为“二氢芙负离子”1,2-dihydro[60]fulleren-1-yl为1,2-二氢芙-1-自由基。5.含非碳原子的芙类命名时,易于标明非碳原子的位置。如：1-aza-9-bora[60]fullerene为1-氮-2-硼-[60]芙。     

浅议carborane及几个碳杂硼簇化合物的中文定名

根据基本定义和专门的命名规则,建议统一carborane 的中文定名为“碳硼烷”,C₂B₁₀H₁₂ 和C₂B₅H₇分别命名为“二碳代-闭式-十二硼烷”(其异构体为“邻-、间-、对碳硼烷”)和“二碳代-闭式-庚硼烷”。     

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自然科学名词及术语学座谈会（1984年9月20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¹。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²⁾;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³⁾,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⁴⁾。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⁵⁾“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⁶⁾,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⁷⁾),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⁸⁾。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桥环烃和螺环烃的命名方法

一、桥环烃的命名共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碳原子的多环脂环烃,称为“桥环烃”或“桥烃”。命名方法：根据组成桥环烃的环数用二环、三环……作为词头,词头后在方括号中按由多到少的次序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各桥所含碳原子数,各数之间用下角圆点分开,以区别于标注位次时用的逗号。计算桥上的碳原子时,要把共用的碳原子除外,若桥中间无碳原子时则称为“键桥”以区别原子桥。键桥的原子数用阿拉伯数字零(0)表示,并在数字右上角加指数标出其桥接位次。最后用相当于环上全部碳原子数的链烃名称作为词尾。位次编号：自桥头的一端开始循最长的环节编到桥头的另一端。然后再循余下的最长的环节编回到起始桥头,最短的环节最后编号。例如：命名为：三环[3.2.1.0^2,4]辛烷。C₁和C₅为共用的叔碳原子,称“桥头(碳原子)”。最长的桥 1,2,3,4,5含碳原子三个次长的桥 5,6,7,1含碳原子二个较短的桥 1,8,5含碳原子一个短桥(键桥) 2,4含碳原子零个二、螺环烃的命名仅共用一个碳原子的多环脂环烃称为螺环烃。共用的碳原子称“螺碳原子”。简单螺环烃的命名：(1)根据整个环中所含的螺原子数目,而用螺、二螺、三螺等作词头,然后按整个环编号,并用阿拉伯数字注出各螺原子间所夹的碳原子数目,数目间用下角圆点分开以区别于用逗号标注位次的方法,并用方括号括起,最后用整个环的全部碳原子数的链烃名称作为词尾。(2)用组成螺环烃的单环脂环烃的名称中间加“螺”字命名,其中较大环的名称放在前面,但编号则按各环的固有编号。位次编号：单螺环烃整环编号是由邻接于螺原子的一个碳原子开始,由小环编到大环。例如：整个环的全部碳原子为8个,C₄为螺原子,C₁、C₂、C₃为小环所夹碳原子,C₅、C₆、C₇、C₈为大环所夹碳原子。命名为：(1)螺[3.4]辛烷;(2)环戊烷螺环丁烷。多螺环整环编号是由邻接于末端螺原子开始,由较小的端环顺次编完,并尽可能给螺原子以较小的编号。例如：整个环的全部碳原子为10个,C₄及C₅为螺原子。命名为：二螺[3.0.3.2]癸烷。当螺环上含有不饱和键或取代基时,应尽可能给予不饱和键和取代基较小的编号,此时编号顺序可不考虑顺反方向。例如：命名为：3-甲基螺[3.5]壬-5-烯。     

对 fullerene和fullerite译名的建议

fullerene最初被命名富勒烯。但随着科学发展,fullerene的含义不断扩大,已经不是一种化学物质而是指一大类化学物质,品种非常多,“富勒烯”这个译名已经很不恰当。文章提议使用“富勒体”这个译名取代原有译名,并将相关的fullerite译作“固态富勒体”。     

“炭”与“碳”的区别问题

摘要 本文探讨“炭”与“碳”的渊源和区别,并提出使用范围和正确使用的方法。“炭”与“碳”二字,一个不带“石”旁,一个带“石”旁,显而易见其字的结构是不同的。目前在一些科技文献中,“炭”与“碳”有时混用,意思表达不清,甚至产生误解。“炭”与“碳”到底有什么区别,如何才能正确使用呢？首先应弄清两字的渊源和原义,再考虑实际使用情况及习惯,确定一个比较科学的区分原则。一、“炭”字的来源和原义“炭”字,从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及至近代的《辞源》、《辞海》等经典词典上均有此字。它的第一项字义是“木炭”。《说文解字》^[1]中说：“炭,烧木余也。”用白话文来说,是烧木不尽之余,即木炭。且《说文解字》上说炭“从火”,《康熙字典》和《辞源》均将炭字放在“火”部,可能是考虑有烧木之意。《周礼·月令》道^[2]：“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本草纲目》谈到：“煎药焙火宜用麸炭。”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卖炭翁》的第一句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明白地指出炭是薪材烧成的。“炭”的第二项字义是“石炭”,即煤。《正字通》^[2]上说：“石炭,即今西北所烧之煤。”《前汉·地理志》也谈到：“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以上都表明石炭即煤。日语中的汉字“石炭”也是指煤^[3],大概是我国古代汉语传入日本所遗留下来的。“炭”的第三项字义是近代对炭素材料及制品的总称,如焦炭、炭砖、炭糊等等。此外,在古代《玉篇》中有：“炭,火也。”《孟子》(公孙丑)上：“炭,墨也。”在汉代还有以“炭”为姓的。二、“碳”字的来源与原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及《辞源》上均无“碳”字,只有《辞海》^[4]和《现代汉语词典》^[5]才有“碳”字,可见“碳”字是近代才创造出来的。现代汉字比古代的多。我国的汉字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创造的字,只要流行开来,大家认可,就逐渐定型。化学上很多字就是本世纪20年代创造出来的。那么“碳”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呢？我国翻译西方近代化学著作,始自近代化学先驱和杰出的开拓者——徐寿^[4](1818～1884,江苏无锡人),他与英国人John Fryer(付兰雅,1839～1928)合作,介绍和翻译了《化学鉴原》(六卷,1871年刊)。与此同时,广州博济医院美国医师嘉约翰(Kerr John Gla)和中国学者何了然也合译了此书,书名为《化学初阶》(共四卷,1870年刊)。当时已知的64种元素的名称,《化学鉴原》与《化学初阶》的译法基本相同。金属元素都加“金”旁,如锂、镁、锰等;非金属元素有加“石”旁的,也有不加“石”旁的。如“磷”,两书均译为“燐”;“硅”,《化学鉴原》译为“矽”,《化学初阶》则译为“玻”。对于“C元素”两书都译为“炭”。可见当时还未采用石旁的“碳”。到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出现带石旁的“碳”字。如《王云五大词典》^[6](1930)就收录了这个“碳”字,但指明其唯一意义是符号为“C元素”的名称。其所附的中英文名词对照表中,在“carbon”下只注明“炭质”一义,即“炭原质”(C元素)。1932年11月26日,当时的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化学命名原则》^[7],其第七条把已通行的化学元素的订名原则加以总结,规定为：“元素之名,各以一字表之,在寻常状况下为气态者,从气;为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为固态者,从石。”其所附元素表把第6号元素C第一次正式订名为“碳”。1979年出版的《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在“碳”字字条下明确指出“碳”是一种化学元素,没有其他解释。1980年中国化学学会颁布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8]上规定,“碳”就是C元素。综上所述,“碳”字是本世纪初西方近代化学传入我国,翻译家翻译时创造出来并流行的,1932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正式确定C元素用“碳”字表示。三、“炭”和“碳”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混乱的原因由于古代汉语中就有“炭”字,此字的使用没有疑义。当西方化学传入我国后,由于“碳”与“炭”两字字义有所区别,因而出现了使用是否正确的问题。在经典词典中,除《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源》上只有“炭”字,没有“碳”字外,《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炭”和“碳”的字义都说得很明确。《英汉牛津大词典》、《英汉化学化工词汇》、《英汉科技大词天》、《俄汉词汇》等工具书中,对“炭”与“碳”的使用基本上是正确的。如《英汉化学化工词汇》^[8]中,含有“碳”和“炭”的词条有200多条,其中关于元素C的条目,都用带石旁的“碳”,如碳环、碳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化硅、碳化钙……等。关于“炭”的条目,如木质炭(carbolignius)、炭黑(carbon black)、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炭砖(carbon brick)、炭精棒(carbon stick)等等。但有少数是用错了的,如碳纤维(应为炭纤维)、碳灯丝(应为炭灯丝)等。目前科技文献中,特别是炭素行业的资料中,对“碳”与“炭”使用比较混乱。究其原因：第一是国家对科技名词的定义及使用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做得不够。1932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和1980年颁布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只规范了“碳”表示C元素,国家对“炭”与“碳”的定义和区别,及使用范围与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第二是科技人员在使用“碳”和“炭”字时,态度不够严谨,没有深究它们的区别,而习惯成自然地随便使用。甚至有些科技人员误以为“碳”与“炭”没有区别,可以互用。第三是翻译人员的疏忽和粗心,按文而译,将国外科技资料中“炭”与“碳”的混淆引了进来。第四是刊物编辑没有把好关,给“炭”与“碳”的混用起了传播作用,更加剧了它们的混用。四、“炭”与“碳”的区别关于“炭”与“碳”的区别,由前述可知：(1)从本义上看,“炭”最初的本义是木炭、煤,它是物质的名称。而“碳”字被创造出来是表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6号元素(C),它是元素名称。(2)“炭”所指的物质是混合物,如木炭、焦炭、煤炭、炭黑、炭纤维等,它们的成分中除C原子外,还有别的物质。而“碳”所指的物质是C元素的单质或化合物。如碳的同位素碳¹²、碳¹³、碳¹⁴;碳的同素异构体金刚石、石墨和卡宾碳;碳的化合物,碳化硅、碳化钙等。此外,自1985年以来发现的C₆₀、C₇₀等^[9],均可称为“碳”。(3)“碳”是在化学名词中使用。凡是与碳元素、碳原子有关的词语应用“碳”字,如碳键、碳链、碳氢比、碳化镁等。而“炭”是在工程及材料的技术术语中使用。凡是与炭石墨材料和生产工程有关的词语,一律用不带石旁的“炭”字。五、建议鉴于目前科技界、特别是炭素行业,对“炭”与“碳”的字义弄不清,使用混乱的现实,建议国家科技有关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讨论并制定出一个文件,给“碳”与“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其区别和使用范围,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把有关“碳”和“炭”的名词及技术术语的词条确立下来。以便科技人员有章可依。同时希望科技人员、翻译、编辑均应遵守文件精神,正确使用规范的“炭”与“碳”字的名词和技术术语。     

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现代汉语热

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老龄”一词应当废止吗？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长期发生语汇互动。近代以来,日本创制的译介西方术语的“新汉语”大量传入中国,构成中国汲纳西方文化的语文工具。日制“新汉语”主要借用并引申汉字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也借助汉字词构词法创制新词对译西洋术语。不少日制“新汉语”已经成为汉语词库的通用成员。     

关于化学物质蒙文命名的探讨

传统的蒙古语名词法中形成名词时,只用词根和词缀两种词素组成名词。但形成化学物质蒙文名词时,依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命名原则,以化学物质的拉丁文名称做基础,从拉丁文引进“前缀”而组成化学物质的蒙文名词。即化学物质的蒙文名词是由前缀、词根和词缀等三种词素来组成其名词。一、前言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建议,作为国际性术语的元素名称应采用拉丁文拼写,也就是建议以元素的拉丁文名称作为国际性术语。元素的蒙文名称全部采用拉丁化的蒙文名称之后,对分子(或化学物质)进行蒙文命名时,必然以其拉丁文名称做基础来命名。例如：KOH分子由K钾[kli]^①、O氧[ksin]、H氢[hidrn]三种元素的原子组成的,因此由这三种元素的名称或其词根组合成该化学物质的蒙文名称也是必然的。其名称如下：KOH氢氧化钾[](kli钾-hidr氢-ks氧-id化物)^②。如此,从术语学角度用100多种元素的名称或其词根,可以进行3 000多万种化学物质(或分子)蒙文命名。这犹如20多个英文字母,可以书写出所有的英文词一样。另外,上例[]中的[kli]、[hidr]、[ks]和[id]是相当于蒙文词中的“音节”。所以,读蒙文名词时,按其音节的“节奏”读出,否则不太精通化学知识的读者很难确切读出它的蒙文读音。二、化学物质蒙文名词的前缀、词根和词缀蒙古语的化学物质命名,只能依据其拉丁文名称,结合蒙古语名词法中引进“前缀”之新概念进行。(一)部分前缀在传统蒙古语名词法中形成名词的词素成分中,只有词根和词缀两个成分外,没有前缀之成分。但是,化学物质在拉丁文等外文名词的词素成分中,除了词根和词缀等成分外,还有前缀之成分。所以,从拉丁文等外文名词用蒙文转写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进“前缀”之新成分,以此区别同类化合物之间的不同结构、组成和类别。例如：1.区别同分异构体的前缀词常见的同分异构体的前缀词有以下三种,如：正-[]、异-[is-]、新-[]等三种。例如：C₅H₁₂戊烷[pntn],其三个异构分别为：CH₃CH₂CH₂CH₂CH₃正戊烷[nrmlpntn]、CH₃CH(CH₃)CH₂CH₃异戊烷[ispntn]、C(CH₃)₄新戊烷[npntn]。2.一种元素产生的无机酸其组成不同时,就可采用偏[mt]、原或正[rt]、焦[pir]、连或次[xip]、过或高[pr]、重[di]、叠[xidr]、连多[pli]等前缀来区分它们。例如：H₂SO₄硫酸[]H₂SO₂次硫酸[]H₂S₂O₇焦硫酸[]H₂S_xO₆连多硫酸[]H₂PO₄磷酸[]HPO₃偏磷酸[]HClO₃氯酸[]HClO₄高氯酸[]H₂CO₃碳酸[]H₄CO₄原碳酸[]HOCN氰酸[]HONC雷酸[]HN₃叠氮酸[]C₂CrO₄铬酸[]H₂CrO₇重铬酸[]……3.在同类物质中,据其结构和组成不同而分成小类时,以不同前缀词来分小类。例如：脂环烃[](li脂-tsik环-lk烃)杂环烃[](l杂-tsik环-lk烃)桥环烃[](桥-tsik环-lk烃)螺环烃[](螺-tsik环-lk烃)集合环烃[](集合-tsik环-lk烃)稠环烃[](稠-tsik环-lk烃)。为了对化学物质的蒙文名词更加蒙文化而尽可能使用固有蒙文词汇做前缀词。如上例中的[l]、[]、[]、[]、[]等。(二)部分词根化学物质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结构复杂,所以它们名词的词根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1.以元素名称或其词根做化学物质名词的词根。例如：碳化物[krbid](krb^①碳-id化物)铁化物[frid](fr铁-id化物)硫化物[slfid](slf^②硫-id化物)氯化物[hlrid](hlr氯-id化物)……2.以烃名称做词根。例如：C_nH_2n+2烷烃[lkn](lk烃-n烷)C_nH_2n烯烃[lkn](lk烃-n烯)C_nH_2n-n炔烃[lkin](lk烃-in炔)CH₃OH甲醇[mtnl](mtn甲<烷>-l醇)HCHO甲醛[mtnl](mtn甲<烷>-l醛)。3.以表示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碳原子个数的数词做词根。例如：CH₄甲烷[mtn](mt甲-n烷)CH₃CH₃乙烷[tn](t乙-n烷)CH₂=CH₂乙烯[tn](t乙-n烯)C₆H₁₂O₆己糖[hkss](hks己-s糖)。(三)部分词缀在传统蒙古语名词法中形成名词的词缀,只有形成名词的功能,而没独立词义。但是,化学物质名词的词缀,不仅含有形成名词的功能,而且都含有独立的词义。例如：-id(化<合>物)、-n(烷)、-n(烯)、-in(炔)、-t(根)、-il(基)、-l(醇)、-l(醛)、-(羧)、-min(胺)、-s(糖)……1.化合物[kmbnd]一词是总称,表示具体化合物的词缀是[-id化物]。在命名具体化合物时,以相关名词连缀[-id化物]来命名。例如：NaCl氯化钠[ntrihlrid](ntri钠-hlr氯-id化物)NaOH氢氧化钠[ntrihidrksid](ntri钠-hidr氢-ks氧-id化物)……2.C_nH_m碳氢化合物[krbhidrid]的简称叫做烃[lk]。在烃类化合物中主要包括C_nH_2n+2烷烃[lkn]、C_nH_2n烯烃[lkn]、C_nH_2n-2炔烃[lkin]等三类化合物。在这三类化合物中,表示其具体化合物的词缀分别是[-n烷]、[-n烯]、[-in炔]等。例如：CH₃CH₂CH₂CH₃丁烷[btn](bt丁-n烷)CH₂=CHCH₂CH₃丁烯[btn](bt丁-n烯)CHC—CH₂CH₃丁炔[btin](bt丁-in炔)……3.在化合物分子中所含具有一定功能的原子团总称为基团[rdikl]。这个原子团,若以电价[lktrn wlnt]与其他组分结合者称为根[-t]。若以共价[kwlnt]与其他组分结合者称为基[-il]。分别举例说明如下：(1)词缀：[-t根]常见的根[-t]是酸根[](酸-t根)。在无机盐[inrnit]、有机盐[rnit]和酯[str]三类化合物分子中都含有相关的酸根[],所以命名这三类化合物时,都使用同一种词缀[-t根]来命名。①无机盐[inrnit](inrni无机-t盐<或根>)的命名H₂CO₃碳酸[]分子中的CO^2-₃叫做碳酸根[krbnt](krbn碳<酸>-t根]阴离子[nijn]与Ca²⁺阳离子[ktijn]结合生成属盐类化合物CaCO₃碳酸钙[kltsikrbnt](kltsi钙-krbn碳<酸>-t盐<或根>)如上例碳酸钙是由金属(Ca²⁺)的名称和碳酸根(CO^2-₃)的名称结合而形成其盐(碳酸钙)的蒙文名称。其他盐类化合物也都由金属原子和相关酸根结合而成的,所以对它们的命名与上例相同。例如：H₂SO₄硫酸[]硫酸根[slfrt](slfr硫<酸>-t根)Na₂SO₄硫酸钠[ntrislfrt](ntri钠-slfr硫<酸>-t根<或盐>)。②有机盐[rnit](rni有机-t盐<或根>)的命名R—COOH羧酸[]分子中的R—COO^-叫做羧酸根[krbksilt](krbksil羧<酸>-t根)。若羧酸根阴离子和Na⁺阳离子结合生成R—COONa羧酸钠[ntrikrbksilt](ntri钠-krbksil羧<酸>-t盐<或根>),它属有机盐[rnit]。其他有机盐举例如下：H—COOH甲酸[](mtn甲<烷>-羧酸)H—COO^-甲酸根[mtnjt]^①(mtn甲<烷>-羧-t根)H—COONa甲酸钠[ntrimtnjt](ntri钠-mtn甲<烷>-羧-t盐<或根>)。③酯[str]的命名R—COO羧酸根[krbksilt]与—CH3甲基[mtil],用共价键结合而生成酯类化合物,即羧酸甲酯[mtilkrbksilt](mtil甲<基>-krbksil羧<酸>-t酯<或根>)。上述无机盐、有机盐和酯等三类化合物分子组成中都含有相关酸的酸根[]。所以命名它们时,都采用相应酸根做词缀[t酸根]来命名。其词缀都是[-t根]。(2)词缀：[-il基]从化合物分子中去掉原子或原子团而不显电荷的剩余的基团[rdikl]叫做该化合物的基[-il]。命名具体基时,相应化合物的名称或其词根连缀[-il基]来命名。例如：①部分烃基(R—)[lkil](lk烃-il基)C_nH_2n+1—烷烃基[lknil](lkn烷烃-il基)RCH₂—烷基[nil](n烷-il基)CH₃(CH₂)₂CH₂—丁基[btil](bt丁-il基)C_nH_2n-1烯烃基[lknil](lkn烯烃-il基)RCH=CH—烯基[nil](n烯-il基)CH₂=CHCH₂CH₂—丁烯基[btnil](btn丁烯-il基)C_nH_2n-3—炔烃基[lkinil](lkin炔烃-il基)RCC—炔基[inil](in炔-il基)CHC CH₂CH₂—丁炔基[btinil](btin丁炔-il基)……②部分芳基(Ar-)[ril](r芳-il基)Ar—H称芳烃[rn或rmti](r是rn的词根),Ar-叫做芳基[ril](r芳-il基)。其他芳基举例如下：C₆H₅—苯基[fnil或bndznil](fn^②苯-il基或bndzn苯-il基)C₁₀H₇—萘基[nftil](nft^①萘-il基)C₁₄H₉—蒽基[ntril](ntr^②蒽-il基)C₆H₅CH₂苄基[bndzil](bndz^③苄-il基)C₆H₅CH₂—苄基或苯甲基[fnilmtil](fnil苯<基>-mt甲-il基)③烃氧基[lkksil]—O—氧基[ksil](ks氧-il基)RO—烃氧基[lkksil](lk烃-ks氧-il基)RCH₂O—烷氧基[nksil](n烷-ks氧-il基)RCH=CHO—烯氧基[nksil](n烯-ks氧-il基)RCCO—炔氧基[inksil](in炔-ks氧-il基)C—O—C桥氧基[](桥-ks氧-il基)CH₃O—甲氧基[mtksil](mt甲-ks氧-il基)④酰基[tsil]RCO—叫做酰基[tsil],它是总称。命名具体的酰基时,在相应化合物名称连缀[-il酰基]来命名。例如：H—CO—甲酰基(或称醛基)[mtnil或frmil](mtn甲<烷>-il酰基)CH₃—CO—乙酰基[tnil](tn乙<烷>-il酰基)⑤羧基[krbksil]—C碳基[krbil](krb碳-il基)—COOH羧基(或碳氧基)[krbkisil](krb碳-ks氧-il基)=C=O羰基(或酮基)^④[krbil](krbn羰或碳-il基)—CH₂—COOH羧甲基[krbksilmtil](krbksil羧<基>metil甲基)⑥硫基[slfil]—S—硫基[slfil](slf^⑤硫-il基)—SH巯基(或氢硫基)[hidrslfil](hidr氢-slf硫-il基)ArS—芳硫基[rilslfil](ril芳<基>-slfil硫基)C—S—C桥硫基[](桥-slfil硫基)—S—S—二硫基[dislfil](di二-slfil硫基)—S—S—S—三硫基[trislfi](tri三-slfil硫基)—S_n—多硫基[plislfil](pli多-slfil硫基)⑦氨基[min(相似文献   

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长期发生语汇互动。近代以来，日本创制的译介西方术语的“新汉语”大量传入中国，构成中国汲纳西方文化的语文工具。日制“新汉语”主要借用并引申汉字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也借助汉字词构词法创制新词对译西洋术语。不少日制“新汉语”已经成为汉语词库的通用成员。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名词随笔（五） 也谈碳和炭

读《科技术语研究》1 999年第 4期载魏寿昆《关于“碳”“炭”二词的用法》和蒋文忠、蒋颖《“炭”和“碳”的区别问题》 ,遂有本文。我理解的“炭”字的用法如下 :①炭是普通词 ,不是化学术语。②炭是黑色燃料。这是炭字的主要词义。用作复合词词素的如木炭、煤炭、焦炭。古代的石炭现今称煤 ,而“煤炭”则是煤的双音节同义词 ,是现代汉语喜欢用双音节词才出现的 ,并非煤与其他炭的总称 ,“煤炭工业部”显然只管煤不管其他黑色燃料。单音节词“炭”通常只是木炭的简称 ,如烧炭、卖炭翁、炭窑、炭火、麸炭、炭盆、黑炭等中的词素“炭”都是…     

术语的命名有损于汉语环境吗？

术语的命名应与汉语环境相适应乃国人之共识,原无可非议.但制定科技术语除应考虑其与汉语环境相适外,还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国际性、简明性、习惯性(约定俗成)等多项原则,此外还应考虑到修辞、音节等各个方面,如果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不顾其他,必将局限于一隅而忽视全局,给科技术语工作带来不利.<术语命名须应对汉语环境>[1](以下简称<汉语环境>)一文中对防火墙、以太网等术语提出的异议恰好表明了该文中的众多论点是不够全面的.     

“罗马化”还是“拉丁化”

从语言文字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比较“Romanization”一词“罗马化”与“拉丁化”两种译名的合理性。并认为：对于多义术语“Romanization”，在翻译成汉语术语时应当做分化工作，“罗马化”的译名主要应用范畴在于法律、艺术等方面，而语言文化范畴内的“Romanization”译为“拉丁化”则较符合国际惯例和大众逻辑。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命名发展探究

新冠病毒疾病自发现以来,其术语名称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汉语名称确定为“2019冠状病毒病”,简称“新冠”,英语名称确定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文章通过阐述英语、汉语新冠疾病术语的命名发展过程,梳理出新疾病名称的命名大致经历范畴化、信息回避与综合三个发展阶段,这种动态的命名机制对新传染性疾病命名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