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韦拔群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贡献

韦拔群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品质：他出生在富商家庭,但幼年对广大贫苦农民就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愤世嫉俗,有强烈的革命叛逆精神;他毁家也要革命,很早就知道暴力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痛恨腐朽的政治,很早对革命就有主见性。这四种品质决定了他在农民运动中独特的历史贡献：他是我国农民运动第一人,通过＂同志会＂为农民主持正义;他创建农民自卫军,并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他举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中共中央称为广西的＂彭湃＂;他与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并为起义军提供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他面对重兵＂围剿＂,灵活地将队伍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游击战。     

试论韦拔群的文化性格

韦拔群既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下的农民领袖。正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铸成了韦拔群的多元文化性格。这一性格的外显,即我们所说的＂韦拔群精神＂。正是在这一性格的驱使下,他导演了东兰农民革命运动的一幕幕＂壮剧＂。     

论韦拔群民族教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韦拔群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参加东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走共同革命的道路,创办了东兰农讲所、普通教育和平民夜校,举办了各种干部培训班,开创了东兰教育历史的新纪元,培养了一批具有阶级和思想觉悟的革命干部,开发民智,促进各族人民的交流、团结和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东兰乃至右江农民运动向前发展,对右江地区教育文化建设影响深远。     

方志敏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方志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是江西第一个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党内比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并积极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家;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最早举起共产党的旗帜、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举起土地革命旗帜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我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领导闽浙赣苏区最早实行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最早实行对外贸易,最早发行红色股票;红十军的主要创始人;十分重视改善民生,领导创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他的爱国情怀、爱国思想和爱国篇章,铸就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又一座丰碑,是最早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的清贫精神和清贫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标杆意义。     

论右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九年,在广西西部的右江地区(它包括现在的东兰、凤山、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马山、都安、河池、南丹、天峨、凌云等十余个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震撼了广西,对全国革命都有一定影响。(一) 右江农民运动,首先是从东兰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开始的。一九二一年冬,韦拔群同志由外地回到东兰家乡后,为了反对豪绅地主和军阀官僚的压     

东兰农民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影响下,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在东兰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为寻求解放而起来斗争的自觉性,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1929年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中共中央局1926年12月5日     

论韦拔群革命斗争群众性理论的实践

韦拔群以少年时代亲民、怜悯穷人、救难济贫的正直＂拔哥＂形象深得民众的喜爱;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植根于民,胸怀革命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生为民众谋福祉,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实践了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转变;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发展右江农民运动,艰苦卓绝,以民为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农民运动规模和武装斗争,最终为著名的百色起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中国革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具体国情条件下,实践革命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最终获得成功。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小康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要发展地方经济,建构文明社会、和谐社区,同样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借鉴这些经验。这些成功的革命理论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培育农业集成商 实现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采用村集体和龙头企业合作,将土地整理、农产品种植与加工、农村社区建设与改造以及农民非农就业等问题结合起来的＂农业集成商＂模式,可以很好地将城镇化推进中的＂三无＂（无地、无业、无保障）农民转变为＂三有＂（有地、有业、有保障）农民,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思路,是将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1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的空前创举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是城市敌人的力量强大,而广大的农村则敌人力量薄弱。在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各军阀竞相割据的局面下,边界山区农村敌人力量尤其薄弱。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认清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革命的武装斗争也主要是农民的武装斗争,因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     

李大钊农民革命教育的探索及意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重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当时,对开发中国农村,启发农民觉悟,进而开展农民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今天,对正确制定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启发意义.     

武警部队法律战的三个基本问题

新的《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把法律战作为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武警部队"处突"、"反恐"和协同防卫作战任务中的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对于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保证正确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打赢反恐怖和协同防卫作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初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的白朗起义

民国初年的1913—1914年,在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白朗起义既不是传统学界所主张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当今学者所认为的"一场带有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印记的土匪运动",而是以哥老会为核心的秘密社会所发起的一次"以暴易暴"的政治抗争.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威望与国际声誉,也意味着传统秘密结社近代政党化转型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统一战线,科学发展观,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三大法宝。新的“三大法宝”是对中国革命时期“三大法宝”的继承和超越,是时代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运用新的“三大法宝”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简论大革命时期东江农民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东江农民运动之所以迅速兴起和发展,由其诸多特定因素构成.东江地区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利用山地多、海岸线长等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保存自己,寻机发展.东江地区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和人数众多、革命愿望异常迫切、素质较好的贫苦农民,为大革命时期东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1924年1月国共合作局势形成前后,国共两党人士对于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是大革命时期东江农民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在.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成了一些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从理论上讲,主要包括:青年运动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青年等;从实践上看,主要包括形势政策教育、青年组织建设、学校教育、对影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错误倾向进行批判、创办革命刊物、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参与等。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在丰富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当前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很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右江农民运动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传播

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先进文化传播的过程。右江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是右江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提高，以“爱党爱国、民族团结、无私奉献”为主旨的红色文化深入到了右江广大农村，为红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从而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做好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准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是较为成功的，对于今天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建设问题，在方式方法上仍具有借鉴作用。     

农民政治心理对协商民主发展的影响探析

农民的政治心理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乡村协商民主作为农民参与协商、寻求共识的民主模式,必然离不开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一方面,农民的利益动机、权利意识和包容心理推动着协商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淡漠的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功利主义"心理和潜在的"去个体化"心理又阻碍着协商民主的发展。因此,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我们必须普及协商民主教育、规范协商民主制度,并逐步培育出与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相匹配的积极的农民政治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