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三）

（接上篇）五、“两个口号”论争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虽然“两个口号”内容并无实质差异,但还是发生这让当事人几十年始终没有解开疙瘩的论争,首先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提口号固有的认识。如周扬们所提“国防文学”口号在受《八一宣言》启发、并借鉴苏联“国防文学”口号同时,他们面对“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认为“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一)

当年两个口号所引起的矛盾,理论认识的差异只是他们的托词,这只是醉翁之意和酒之关系,当然还有背后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山水之间,即周扬们和胡风们在历史上的矛盾。假如他们把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歧论争转化为研讨,这样就能达到互相补充的效果并挖掘出因论争而难达到的理论深度。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反而激化了原有矛盾并影响到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历史属于政治研究,其意义更超越了口号论争本身。因此,其历史价值意义不仅是悲歌一曲,更多则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思考,这就是如何求真而不应刻意求新。只有从这个角度分析并反思,我们才算抓住问题的关键。     

承当历史的独立姿态——九叶诗派与20世纪40年代主流文学（诗歌）

九叶诗派是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诗歌派别，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和诗歌的薪火传人。他们身处40年代中国战火燃烧的大地，面对方生未死的现实世界和错杂着的鲜花与岐路的观念世界，以独立承当历史的姿态重建战时中国现代诗歌的新生代形象，以既介入又超然的方式保持着与时代广泛、深刻的联系，与当时的主流文学(诗歌)一道共同维系着文学(诗歌)繁荣必备的“生物多样化”的平衡格局。     

“身体”的语言——论20世纪90年代文化背景下伊沙诗歌中的“身体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催生了伊沙诗歌创作突出的"身体写作"。作为90年代继"第三代"之后的代表诗人,他借助于"反讽"的修辞,利用语言对"身体"进行展示,将身体视为城市景观之一,突出其"行为艺术"的意味,从而挖掘出城市的乱象与病态。在作者所建构的互文系统中,"身体"展示出现代人身处城市的复杂感受,进而在与古人生活的对照中通过自身的"复制"完成了个体精神的实践,让读者体验到阅读的快感,迎合了大众与消费文化。     

女性文本的两种叙述姿态--张爱玲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作家的比较探讨

张爱玲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都是伴随着西方的女权运动而起的.相比较而言,颠覆父权体制的文化秩序、颠覆男权制度是张爱玲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作家文学创作的共同点;不同的是,两者的叙事角度、叙述方式大相径庭张爱玲是远离自身地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关注旧式家庭中旧式妇女的命运,而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的写作是一种纯粹的女性写作,她们只关注女性自身,把那些极端的女性经验作为叙事的核心.     

从两厢走向大道通衢——追记20世纪80年代广东科技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时期。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阶段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意识、观念看法,尽管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冲击,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制约着人们对是非标准的判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则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中。     

自由的狂欢非诗化的试验场——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写作”论

“民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的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新诗的多元化发展与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诗歌创作与探索呈现出了三个突出的写作特征：一是绝对独立自由的个人写作立场；二是向世俗生活彻底敞开的取材原则；三是诗歌语言口语化极力追求。这种实践与探索呈现出明显的非诗化特征，存在着许多认识和探索的误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与反思。     

“V他（个）R”与“V得（个）R”结构的深层比较

本文讨论了“Ｖ他（个）Ｒ”和“Ｖ得（个）Ｒ”两种结构的表层联系及其深层语义表现的差异性，着重说明了“得”、“他”所显示出来的不同时态特征；同时，根据“Ｖ他（个）Ｒ”结构中“Ｒ”构成的差别，区分出“他＿１”和“他＿２”的不同语义和词性。     

“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论争的再认识

20世纪初期,学术界就发起了一场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的论争,经过20年代论战的高潮和30年代相对的沉寂,40年代初再度拉开阵势。在短暂的交锋之后,各方殊途同归。这次论争的意义在于农业工业化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了对战后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     

“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呐喊——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原因论

1960年代美国大学生既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学生权力”，也追求崇高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学生权利”，这是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内容。     

权力政治与地方自治：20世纪30年代的“康人治康”运动

文章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震撼了当时西康政坛的一系列康人自治事件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势力介入康区的过程及其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所发生的权力争夺，以及与这一时期康区的其他诸种政治力量的交织情形。     

“褒贬所加，辄不一致”——论20世纪30年代的《野草》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野草》研究,是发展和创新、“内外兼修”、肯定和否定并存的时期。赵艳如撰写了《野草》研究史上的第一篇专论。张翼人在鲁迅逝世前,写出了部分较有分量的《野草》研究论文。胡风的《〈过客〉小释》是解读《过客》的重要论文。陈紫秋的《谈鲁迅先生的诗》运用比较方式较广泛地涉猎了《野草》的诗篇。李素伯、柯灵等肯定《野草》的价值,而沈从文、王文奇等则完全否定《野草》的内容与艺术价值。     

何种现代，怎样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一 何种现代:单一的还是多元的?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深刻地卷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除了随波逐流、投机迎合,甚至是拉起虎皮作大旗之外,更可贵的选择是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将社会变革的能量转化为文学更新的动力.就像鲁迅那样,他厌恶的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赋得革命,五言八韵",从未否认"文学"必须回应"大革命"的挑战,创造真正的、反思性的"革命文学":"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对都市的惶惑到反思与批判——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诗的两大主题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市诗的兴盛期,都市诗对都市的拒斥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其中主要有初到都市者面对都市的惶惑,以及都市诗人反思都市之后痛苦的呐喊,这两种主题承前启后,浓缩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主要思想内容。     

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 谁使地球变暖？（上篇）——气候变暖的“原因”和“影响”

如今，打开报纸和观看电视，经常可以见到关于地球变暖引发各种各样危机的报道，诸如“太平洋岛屿沉入大海”、“热浪或飓风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等。     

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续）：巨大的“个人”与“微小”的市场——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建构

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精神生活问题,首先必须直面的基础是市场社会的发展.1978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改革开放为整个中国社会展开了一幅全新的经济增长蓝图,全民上下都卷入了一场关于"现代化"的主导想象模式中,通过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被彻底转变,市场成为了资源配置、利润分配的主要手段.     

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与佛教的因缘——以《孔雀东南飞》和“永明声律论”的争议为中心

围绕中古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在20世纪有过两场旷日持久的重要讨论:一次是关于《孔雀东南飞》是否受到印度《佛本行赞》的影响,一次是关于永明四声说是否来源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前一场争论由梁启超于20年代挑起,胡适、黄节、陆侃如等文学史专家都卷入其中。后一场争论由陈寅恪于30年代挑起,因为涉及佛教史实、语言音韵学等更大范围的问题,也吸引了更多学者加入论战,包括郭绍虞、汤用彤、饶宗颐、周一良等都各有看法。     

20世纪60年代黑人利益集团的崛起与美国政府的应对——“最后通牒”博弈理论的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以黑人利益集团为主体的争取自身利益的活动，以及美国政府所作出的回应。最终得出黑人利益集团在60年代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最终的愿望是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而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发达，以至于在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销声匿迹。     

“利万物”与“不争”——老子政治哲学的两个向度及其当代价值和意义

"无为之治"是老子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其含义在《老子》文本中包含了"利万物"和"不争"两个向度,但研究者对老子"无为之治"的解读易于忽略其"利万物"的一面,而凸显其"不争"的一面,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无为之治"的负面评价。"无为之治"如果离开"利万物"作为基础和价值指向,仅仅强调其"不争"的一面,其在政治上难免消极,如果将老子政治哲学中的两个向度结合起来理解,即在"利万物"的基础上以"不争"的方式处在百国之下,践行其"利万物"的宏大作为,则无疑是大国的智慧之路。     

“政治惊扰”与“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基于钧窑历史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

＂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逻辑或机制,深刻地渗透、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产业体系之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障碍或困境。以＂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概念框架研究钧窑创烧以降到1970年代末市场化转型前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政治、市场对钧瓷技艺、手工艺人及整个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挤压,也能感受到其强大的正面积极功用。只有通过对更多＂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个案的充分＂经验分析＂,才能从学术理论角度更恰当地定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适切边界,并使其成为革故鼎新的现代化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