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逻辑思想探赜

康德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探寻知识的根源和可靠性保证,而逻辑作为被公认的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可靠性的知识,自然属于康德的研究视域。康德不但在他的三大批判中始终贯穿着逻辑思考,而且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专门探讨了形式逻辑问题和先验逻辑问题。康德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认为形式逻辑由于脱离了思维的具体内容,只做纯形式的思考,不是真理的逻辑,也不能获得新知识。他在批判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建构起先验逻辑体系,主要包括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先验逻辑既接受先天的形式,又结合具体的思维内容,因此不但可以保证知识的真理性,还可以扩展知识的范围。当然,从逻辑自身发展来看,康德的先验逻辑已经"超越"了逻辑的范畴,包含了认识论及形而上学的内容。     

法律逻辑简论

法律逻辑是一门学科,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法律逻辑可归属于应用逻辑之列。法律逻辑的研究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     

法律推理从“逻辑独白”到“实践对话”的位移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逻辑与价值、语言与事件、思维与表达、认知与行动等诸多矛盾。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已经由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法律推理已经由"逻辑独白"位移到"实践理性"。     

基于PLC的数字电路逻辑功能探析

本文介绍了利用PLC平台实现几个简单数字电路逻辑功能的实验过程。通过这些大胆的尝试,使两学科的知识得到了一定的融合,也使PLC平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法理学与部门法之争——如何看待法理学与部门法的关系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其他部门法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法理学与部门法是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体现，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对待两者的关系，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以及法律实践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     

模糊知识体系逻辑扩展能力评价模型研究

以真度测度区间的兼容性和推理结果的逻辑语义一致性为评价指标，在模糊逻辑知识体系和二值逻辑知识体系间严格定义了一种模糊知识体系逻辑扩展能力评价模型，并给出对典型加权模糊逻辑的详细评测过程，这个模糊知识体系的逻辑扩展能力评价模型，可对各领域模糊知识体系对二值逻辑知识体系扩展的合理性程度进行评测。     

教育逻辑学研究对象的选择

如何明确教育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关系着这门学科的独立性。从教育学研究内容出发对此做出的划分只是把逻辑知识当作工具,且囿于传统逻辑范畴,使得这门学科成为教育学的子集。现代逻辑方法使用的划分主张逻辑服务于教育教学,实则暗含着逻辑教育的目的。杜威的教育逻辑实践对划分有重要借鉴意义。产生于西方的教育和逻辑在东渐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教育逻辑学研究对象对应于教育与逻辑结合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这正是教育逻辑学产生于当代中国的必然性所在。     

普通逻辑学科体系定位考辨

本文依据普通逻辑的一些现实问题,指出普通逻辑学科体系正确定位的必要性,依据普通逻辑的根本特点对普通逻辑学科体系做出了定位,对普通逻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德法之辩”命题价值体系的建构及模式

源于道德与法律二者关系的"德法之辩"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尤其是命题"本天立人"价值目标的建构模式,使我们不仅可以知悉法律制度体系价值目标的建构进程,而且可以领略到法律所具有的强大约束力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发挥其约束力的基本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价值内涵,以及法制文明基本特质形成的基本文化背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那就是如何型构出法律制度体系的价值内涵。     

习近平青年观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青年工作提出许多重要论断,深刻解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青年观以青年工作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基本遵循,表现出具有唯物辩证规律的内在逻辑,在指导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过程中彰显时代价值,实现了生成逻辑、内在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     

周易象数算法与象数逻辑——中国文化之根探源的新视角

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中国的"象思维"只能是"象语言","象语言"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象数逻辑"."象数逻辑"通过"取象去形",以"无形之象"追摹自然变化之序而创立推演体系,包括比类推理与太极推理两大推理法则,且深涵价值底蕴.中国"象数逻辑"较之西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更具本原性,内涵更丰富,包容性更大,其以"象数算法"为基础,但蕴涵其中,并未分化成为独立学科.而中国古代数学本为体用不二之完整体系,洛书、周易之"象数算法"与中国古代数学之"机械化算法体系"一脉相承.吴文俊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继承创新,不仅对人类数学史,对当今数学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也为今天创建现代的中国语言学、逻辑学,为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方法论启示.     

关于法律后果的法理分析

法律后果是指行为人依据法律应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结果。无论是学术界中的“二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法律后果都是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必备内容。使用“法律后果”，避免了使用“制裁”作为法律后果仅指否定性结果的片面性，同时，也避免了与“行为后果”之混淆。法律后果与行为后果具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后果承担的主体、后果的表现形式、后果的确定性程度、后果的对称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法律后果与法律效果是相互促进的，但法律效果属于价值评价范围，法律后果属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范畴。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之间也存在着同一性、对应性、不对称性的关系。     

论法律翻译中逻辑分析的不可缺性

法律翻译是不同语言的转换也是不同法系之间的转换。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为了保持法律严谨、准确的精神，译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知识。在转换为另一种法系的过程中，译者充当了法律起草者的身份，熟悉法律的逻辑构造就更是译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如何对待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兼谈逻辑学教学体系的构建

传统逻辑并非完全过时，“取代论”者之所以主张用数理逻辑代替传统逻辑，是由于他们将“传统”与“落后”相等同，“现代”与“先进”相混淆，从而将传统逻辑看作是“落后的”、“过时的”逻辑，现代逻辑被视为“先进的逻辑”。尽管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在其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但它们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极。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某些内容是可以相容的。传统逻辑现代化的前提是保留传统逻辑，而不是取代传统逻辑。构建逻辑学教学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吸收、借鉴、兼容，反对机械拼凑和生搬硬套，反对一刀切。要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构建适合不同专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教学及授课方式的教学体系。     

物理学发展中的逻辑简单性

逻辑简单性原理是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课题。在科学知识创造的道路上,如果不遵循逻辑简单性原理,势必导致知识体系的繁杂与庞大,成为思维发展的障碍,造成后人接受之困难。此为逻辑简单性原理的重要性所在。实质上,科学上的“简单性”是自然界本身的和谐统一的客观特性,并不是人为完全的“简单”结果。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都有意识或潜意识地遵循着“逻辑通道”上的简单性原理。     

论黑格尔的逻辑方法

主客同一的逻辑本体论是黑格尔逻辑方法的基础。黑格尔站在主客同一的绝对知识的高度，把逻辑学归结到本体论，把历史(哲学史)归结到逻辑，从而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学、本体论的统一。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在今天人们的理论思维中，仍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     

古今中外类逻辑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类逻辑是逻辑学中的重要分支,它以类为核心概念,以类比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类逻辑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墨家的"故""理""类"三物逻辑为类逻辑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创始人,在研究三段论时离不开类逻辑思维;培根在科学实验中推崇归纳法,其中也蕴含了大量关于"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中外类逻辑研究更加深入,类逻辑思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功能,是现代类逻辑研究的重点。     

《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逻辑与价值研究

《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20多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面临的挑战已与上世纪末大不相同，修法迫在眉睫。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地方开展广泛创新探索以及国家政策文件支持等，为职业教育修法提供前提条件、经验样本及政策依据。《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其价值表征为在统筹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的基础上培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强劲的法律保障。     

对体育社会学逻辑起点的猜想

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确定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参考其他学者关于社会学和体育学科逻辑起点的观点,认为"体育行为"是社会体育现象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起始范畴,是构成体育社会学的"细胞"和"元素",是逻辑起点也是终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并与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提出把"体育行为"作为体育社会学逻辑起点的观点,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事实、规范与价值——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定位

法律推理常处于一个由外部推理和内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必须以法律事实为逻辑起点、以法律规范为准则、以法律价值为衡平,要求具备客观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论证是一个系统化的进程,价值原则始终作为主线贯串其中,不仅制约着推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联,而且事关法律方法的活力与法治技术的发展。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应定位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张力下对法律价值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