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诗性特征

“诗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心雕龙》也体现出了鲜明的诗性特征。分析《文心雕龙》的诗性特征,应从诗性的思维方式、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生存方式三个层次着手。     

古典诗词的运思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受先秦原始儒、道的影响，其思维方式既有着形而上的思辨特征，同时也保持了诗性的特征；而这种思维方式绵延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古典诗词创作时的运思方式，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即整体观照、生命意识、物我同一。     

诗心,诗情,诗性——周涛与他的散文

周涛散文的诗性与他本人具有的诗性人格分不开，独特的成长经历给了他特异的人生体验，形成他诗的眼光和诗性思维。从诗到散文，周涛的诗性之光一以贯之，强烈的生命意志、思与诗的水乳交融和诗的语言筑成周涛散文的诗性建筑，赋予他的散文诗性淋漓的诗情。     

试论传统情理法文化中的诗性思维

诗性思维是理性启蒙前古代各国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诗性思维与传统情理法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可以从案情的认识、法律的适用、案件的司法结果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及其修辞风格成因

林白是文坛上"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语言自由妖娆,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认知语言学认为,人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因此,考量林白小说诗性语言的修辞成因,隐喻作用不可或缺。林白小说的诗性语言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这种诗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浅谈诗性隐喻的功能翻译

诗性隐喻是指通过个体思维的努力将不相像的事物结合到一起，其核心即发现本体和喻体之间原来没有被人发现的客观联系。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词语给读者的联想意义有差别的问题，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用概念转换法来解决诗性隐喻的翻译。将本体和喻体的联想意义准确地用译文表达出来，保证联想意义在译文中等值的语境效果，以期说明功能翻译理论指导诗性隐喻翻译的可操作性。     

中国哲学的诗性本体论

中国的"诗性智慧"不仅表现于诗的现象世界中,而且还直接表现在中国哲学的源头和深层结构中。中国境界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并不在哲学学说中,而是在艺术———审美学说中。大凡中国的伟大诗人、词人,在其诗词背后,均可发见深邃、厚重的哲学意识与形上的哲学境界。"中国哲学诗性本体论"是一种"象征性的思维方式(一种体验过程)"。     

《八月之光》的结构诗性和灵性

《八月之光》体现了福克纳小说艺术的诗性想象和灵性思维。它的结构是诗性想象之基础，而作家的灵性思维则既是小说思想性的艺术升华，更是美国南方文化的神意飞跃。作品诗化主要体现在整体结构的自恰性、反复的叙述方式、张弛有序的节奏及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这种诗化的结构呈现为一种灵性之光，这种灵性就是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氛围。     

传统批评中“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

以“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传达出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判，是中国传统批评区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文章勾勒了“比物取象”诗性言说方式形成、发展的过程，并揭示其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批评话语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文章还指出，面对中国传统批评“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过于追求科学化和精确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当有所警醒、有所择取。     

古代文论的历史反思与诗性空间的现代建构——兼论《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的创设逻辑

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现代建构一直困惑着中国学界.进入新世纪,对古代文论资源的历史反思与诗意阐释愈显迫切.基于这样的现代忧虑,<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学者的建设襟怀.该著认为,只有在诗性的建构中,人与自身、人与对象、人与世界才是整一而不是分裂的.正是古人那种近乎神秘的诗性思维,使世界、人生、文学相生互惠,人据此重返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并与"本源"同在.因此,唯有重建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才能有效复兴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采集·狩猎·农耕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思维

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这一公理性的常识在学者们头脑中显得过于笼统,还得具体考察.研究者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了先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深刻影响,进而从思维方式方面分析了其中两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一是"与天地同春"的整体思维,二是"与万物共感"的直觉和具象思维.这是极富原始感觉的诗性智慧.     

论《诗品》蕴含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个现代观念，但其适用范围却可涵盖古代，并可适用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由社会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在这个规律影响下，汉末向魏的转折期，以及接下来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的一个觉醒期。这个时代恰如其分的产生了“诗性精神”，诗歌的创作也有别于汉代功利性和说教色彩浓厚的特点，而是出现了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并出现了这样一些“诗人群体”。处于这个时代其中的钟嵘的看到了“诗性”的出现，并在其《诗品》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理论，体现并提倡了这一“诗性精神”。     

“诗性”:伍尔夫小说的叙事理念阐释

小说的诗性写作是伍尔夫对未来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构划。诗性对伍尔夫而言,不仅是指一种单纯的"诗歌的特性",也并非仅仅意味着一种与逻辑性相悖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它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带有鲜明的维柯论的色彩,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她的诗性理解突出地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作为艺术表述方式的整体性;作为生存方式的诗意化。     

诗性的缘起:墨白与赫塔·米勒之比较

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和中国作家墨白在生活经历、创作方法、作品主题以及美学特质等方面都有着一致性,他们分别代表着当代东、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他们富于诗性的创造性思维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红楼梦》的神话思维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以神话思维方式认知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盛衰变迁，用他的诗性智慧创造各种神话。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人类那独特而永恒的特性，从而造就了他那个时代的“神话叙述”。     

从赋比兴看原始诗性思维结构

从原始诗性思维的角度,从语言结构或思维模式上对赋比兴进行了再次解读,从而再次佐证了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在运行着的一个思维的图式:“赋比兴”的思维模式,其实本质上还是“物我”两极的原始思维模式。     

文化的祖国

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开篇说：“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惟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作者认为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     

诗性的乡土叙事与女性韵致的优雅崛起

葛水平在诗性的叙事中找到了一种节奏舒缓却极为有力的诗性，这种诗性是用简练的故事、戏剧化的情节、温润的细节和诗化的语言来表达女性博大的胸怀、无私的付出和坚韧的尊严。最后，转型或者超越：乡土与诗性的间性张力。除了一贯的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之外，葛水平还开始涉及表现现代城镇人的生存方式，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叙事风格和美学意蕴。     

“运思”：通往荷尔德林的“诗思”之路——对一种批评的再批评

“运思”作为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哲性思维，经过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转化为一种诗性思维。所以“运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一种“阐释”策略。从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海德格尔这种“运思”的批评实质。     

玄珠喻与太阳喻:象思维和相思维之源

庄子的玄珠喻与柏拉图的太阳喻都是在人类早期的文明源头以譬喻的形式对形而上学的本源所作的探究。通过对言辞辩论、机智、感官等认识方式的考察,他们认为这些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道。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他们对于理性、物象、譬喻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出于对感性事物的排斥和对以逻各斯为代表的辩证方法的推崇,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逐渐走上理念思维或者说相思维的理性思维道路,而中国哲学则因为"尚象"的传统,逐渐走向以象思维为中心的诗性思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