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房山石经题记中所见——唐代节度使府武职的几点研究

本文依据房山石经题记中出现的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府武职的新史料,参证其它典籍,钩稽整理了南衙兵马使、都巡使、乐营使等新武职称号,对其各自的职能、地位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述;并深入探讨了使府武职中散武职、双兼宪衔以及叙阶升转次序等问题。本文对一些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论证了个人的见解,尤其是钩稽整理了一些从未见诸史籍的新武职及新制度,进一步廓清了唐代方镇使府的运行机制及制度,有益于唐后期官制研究的深入与提高。     

唐玄宗时期宦官权势形成原因初探

从唐睿宗至玄宗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乱到治又由盛变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从宦官专权的角度来说,也是唐代宦官权势初步形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以高力士为首的大批宦官经过长期酝酿准备,开始从宫闱侍从的地位走向政治前台。     

试论唐代的太子监国

太子监国是唐代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一般可分为太子攘夺皇权后的监国、皇帝巡幸时的太子监国、皇帝有疾诏令太子监国和权臣宦官废皇帝后以太子监国等类型。太子攘夺皇权和临危受命下的监国往往已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有唐一代的太子监国现象不仅凸显了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古代皇权传承中的制度纽结和实践困境。     

明皇陵石刻宦官及服饰考

明皇陵石刻宦官作为以明初宦官为具体对象的雕刻,可以直观的验证史料中对明初宦官的相关记载,其"乌纱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等成为解读"明初"宦官服制以及等级的最好注释和确凿证据。为了与明皇陵文武官员级别相一致,石刻宦官的等级也达到了明代宦官的最高级别即正三品。而从石刻所处时间段及等级来判断,该石刻宦官的原型应脱胎于明初的宦官机构内使监,那么其身份应为内使监监令。     

试论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人民与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满足其对金银财富的占有欲,派遣了大批亲信宦官到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开矿征税,搜刮民财。遣往江西的潘相和李道的种种胡作非为激化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民间的矛盾,加速了明朝的衰落和灭亡,显示了江西人民和万历年间有正义感文官集团的巨大力量。     

论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枢密使一职初设于唐代中后期 ,五代时期有重大发展 ,呈现出与唐代枢密使不同的特点 :一、改由士人充任 ,二、完善了枢密院的机构建置 ,三、其权力的实施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五代时期枢密使的权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五代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再加上枢密使自身的特殊条件 ,便出现了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的局面     

玄宗朝佛、道争斗与唐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

唐玄宗时期 ,在皇帝的尊崇下 ,道教盛行一时 ,尽管佛教因此而受到打压 ,但由于宦官势力的庇护 ,佛教仍然在唐代社会中居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斗争 ,为我们深入研究中晚唐的社会政治矛盾及唐王朝衰败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明代宦官新论

明代的宦官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甚至很多人都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宦官,尽管牵强,但是明代宦官为害之深是汉唐两代所不曾有的,既要究其制度成因,更需要对其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因素进行剖析。     

略论唐代教坊

唐代教坊是我国古代音乐历史上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荣，也见证了晚唐的衰落。它是研究唐代燕乐的重要线索，一直以来，受到各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在教坊设立、编制、所用乐器及曲目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试图从论文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搜集到的近30年来的论文作一篇综述，以期更加全面的了解唐代教坊音乐。此外，将论文中涉及到的关于唐代教坊的古籍和现代书籍稍作梳理，以便大家更加方便的研究唐代教坊。     

南剑学风对杨时教育思想形成的影响

在"闽学鼻祖"杨时少年求学时期,形成于福建南剑州州治一带的南剑学风,既促进了当地的人才培养、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及文脉传承,同时也对杨时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也说叠用符——谈叠用符的历史沿革及“正名”之必要

史有为先生的《叠用符刍议》认为中国人使用叠用符始于金文时代,并且考察了西周至汉代的使用情况。其实,叠用符的使用可以上推至商朝的甲骨文时代,汉代以后中国人还一直在使用它,直至现代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使用的实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此,应该将其收入现有的标点符号系统中来。     

影响苏轼书法在南宋传播的原因探析

苏轼书法在南宋南渡后的复兴和意义的彰显，不仅仅是书坛本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政治的推助。人文环境和气氛的变化对苏轼书法的接受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论程颐理学思想的传承

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从二程理学到朱熹理学，有一个传承发展过程。在程门弟子中，福建人杨时、罗从彦是闽学的开创者，也是二程洛学和理学思想的传承者，他们全面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但无大发展。到了李侗，除了继承师说之外，又有新的发展。他把程颐的理本论和周敦颐的太极论糅合起来，用理深化了太极。朱熹是闽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二程洛学的发扬光大者。他系统化了程颐的理本论，完善了理在气先论，发展了格物致知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朱理学理论体系。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

研究施耐庵、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应从大板块的概述向纵深着力。施耐庵与《靖康稗史》编者耐庵并非一人。施耐庵出身于说话艺人世家,是宋末庵字辈艺人最年幼者,极有可能是当时著名艺人施圭之子。南宋初期的四人单传是水浒故事的先导;《宣和遗事》是水浒故事的里程碑;元初的水浒杂剧中的有关描写和关键词语的创造,这些是施、罗创作《水浒传》吸取、借鉴的宝藏。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有其优点。施耐庵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思想,对武十回更多地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也分别进行了处理。征方腊部分施耐庵加工的成分最重。从作品中的线索考证出施耐庵集撰本的开端及大体回数。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者和定稿者。近来研究者发现了罗贯中编纂《水浒传》的内证。罗贯中对《水浒传》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开篇的乱自上作和终篇的悲剧结局,对施耐庵的集撰本的总体思想倾向进行了改造和提高。王进遭受迫害,林冲被凌辱家破人亡酿成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被概括成了社会性的口号。罗贯中设计的宋江悲剧结局,在于为人们提供历史的教训。这也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量。罗贯中将鲁智深的遭遇与...     

梁寅生平经历与事业初探

梁寅，江西新余人，元末明初著名的学者、儒士。他长期隐迹山林，兴办学校，教授诸生，同时又潜心研读经史、撰述文章，写下了大量诗文。当时人称其为“梁五经”和“石门先生”。根据所存《石门集》和其他零星资料，对梁寅的生平经历和平生事业做出初步探析。     

科举与社会流动性--看王安石论宋人"自进"

在宋人王安石看来,“自进”是“不得已”士人的合理选择,“自进”有“道”。同时,“自进”人存在身份和资格上的限制。首先,“自进”与庶民无关,平等有限;其次,它要限制“势家官户’’子弟,保护弱势地主子弟。所以,就王安石看来,北宋科举未能激起结构性的社会变动,科举“自进”只是一种必要但有限的士人流动方式。     

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

明州(即宁波)地处中国大陆东海之滨，航道四通八达，海外交通便利，是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城市之一，和世界各国进行通商贸易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到了宋代，明州和世界各国(如：高丽、东南亚、阿拉伯等)的交往达到繁盛的阶段．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有了显著的增加．北宋时，由于与高丽的交往日益频繁，高丽来明州的人日益增加，北宋政府为了接待高丽使者和商人，在明州兴建了“高丽使行馆”．为了了解北宋和高丽的交往情况，中韩两国历史学界和建筑学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高丽使行馆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场所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了解、研究有关高丽使行馆的情况．     

初平元年颍川郡纪事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发生在颍川郡的重大史事有：正月，袁绍封郊乡侯；豫州刺史孔仙起兵讨伐董卓，驻屯颍川；二月，董卓军队在阳城县杀掠社祭民众；约八月，韩融率领宗亲避乱于密县西部山区；孙坚领豫州刺史，指挥豫州义军；本年，徐庶、石韬、司马徽等避乱荆州。     

袁燮的世家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袁燮是南宋时期宁波著名的心学家和政治家，他提出自己的世家理念。袁燮认为，能称得上世家者，不在于权势和钱财的延续，而在于精神与气脉的传承。精神气脉的传承在于传“心”，而传“心”又寓于谨严的家法之中。袁燮的世家理念，来源于孟子的“世臣”观念，与他自己显赫的家世有关，对于今人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