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再认识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应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其积极因素，又要注意其消极的影响。我们要吸纳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结合当前社会与世界状况进行综合创新，发挥其在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中的积级作用，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从中西方文化冲突看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文化传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甚至法律制度都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之中，本文从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打官司与打“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文化传统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传统中国"无讼"法律传统原因探究——兼从中西法律传统比较角度

传统中国存在着“无讼”法律传统,“无讼”法律传统的价值取向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有着追求和谐的哲学文化传统,其实西方法律也有着对和谐价值的追求,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自当时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法本身的因素。从技术层面来说,“无讼”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有着一定的契合,但从本质来说“无讼”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是相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我们的法治问题,才能将“无讼”法律传统深厚的历史资源引入现代。     

规范多元与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兼论民间防火规范的价值

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法学界大体上存在着社会演进型的法治路径和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路径两种不同的观点。社会演进型的法治路径主张:“法治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出来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①法治秩序一般被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非理性建构的秩序。通过模仿和外来的强力很难真正实现法治秩序的建构,只有借助传统才能为法制的制度性变迁提供基础。政府推进型的法治路径主张; “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主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改治资源完成的,是人为设计出来和建构出来的。”②与前一观点不同,法治秩序在这里一般被视为一种理性建构的秩序。鉴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的传统,这些学者通常认为,通过模仿和外来的强制力可以真正实现法治秩序的建构,而不必借助于传统。传统甚至被视为一种现代化的障碍(而非可被批判吸收的资源),放在了法治建设的对立面。     

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的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和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其价值取向包括：自由——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核心；平等——现代法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秩序——现代法治追求的基础价值目标；人文精神——现代法治最终的价值追求。     

培植法律权威,构建平安农村

农村的平安稳定是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培植法律权威,创建平安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存在法律权威的缺失,影响着农村法律秩序的形成.构建平安农村,需要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从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完善共同作用来培植法律权威.     

“无讼”法律传统的法治回应

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无讼”作为我国有代表性的法律文化之一,其在当今社会仍有广泛的存在基础。然而,“无讼”有其天然的法治缺陷。因此,需充分考虑“无讼”的法治缺陷,进而在法治推行过程中对其作出正确的回应。     

试论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民主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公平正义是民主法制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是社会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保障。只有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善治国家的一般规律: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都是依赖于人们对各种行为规范的遵守实现的，而法律和道德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是善治国家的一般规律。德治为法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思想保证，法治对德治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救济，为治理好国家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实现二者统一的社会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论我国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法治生成

在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中国法治的最大困难则来自文化传统。作为法律运转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人们行动先导的法律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是造成法律实施不理想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建设中国法治社会,同时也必须弘扬和开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注重制度层面建设的同时必须正视和构建与法治国家相匹配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及协调

当今之世，法治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尺度。然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固有的消极因素，在某些方面阻碍我国法治的进程。用依法治国的标准去重新评价传统法律文化。对传统法律文化加以改造，古为今用，是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回应

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所秉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具有显著的西方社会个体自由与经济理性的人文底色，它在回应后疫情时期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密集性挑战上渐显不适应性。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和泛知识产权国际竞争新格局需要站位更高远的价值理念来引领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主张，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引。知识产权价值链上利益相关者应以共存、共赢、共享作为共同体意识回归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共识，以切实的知识产权文化实践路径助力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良政善治格局的形成。     

《教育规划纲要》背景下产学研合作价值取向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产学研合作作为人才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合作各方作为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但高校在实行这一政策时需要以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价值取向，找到利益的平衡点，从而实现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     

由“法制新闻”到“法治新闻”

法制作为一个中性概念，没有明确的价值追求；而法治的价值取向则十分明显，它以民主和权利为本质要求。文章指出，在新闻理论和实务中，由“法制新闻”向“法治新闻”过渡是必然趋势。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众的法律情感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强调法律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这就要求公众要建立对法律的美好情感。公众的法律情感是法治国家的观念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形成。培养公众对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美好情感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执法理念，科学民主的立法制度，强化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利保护功能。通过培养公众对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美好情感，实现“法治”的目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评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五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法治社会的时期也有其积极意义。在法治化进程中如果忽视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可能会激发比较深层的社会矛盾,而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结合得好则会相互促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孝对当世的启迪?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孝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适应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孝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当今老龄化的背景下，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记住善的因素，同时也要总结恶的因素，使国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以更好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发展。     

和谐社会的法治发展向度

社会和谐不仅是法治的生长根基,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法治的中国特色,应在于它不仅要保障一般意义上的秩序、自由、效益和正义,更要成为和谐正义.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法治＂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发展向度,用和谐精神统领法治实践,使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成为一个充满和谐精神的伦理实体.     

古典自然法哲学的价值之维

价值是人的本质属性对象化的存在意义，是相对于人的思和在所具备的可用性。法有正义、秩序、自由、平等、效益五大价值。古典自然法学在改造自身的同时也改造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并重新确立道德价值基础，更新了法的价值。自然法学重新评价了法的平等价值，辨证地发展了平争的双重属性；自然法学重新解释了法的自由价值，使自由通过人本主义回归到人的主体世界；自然法学重新实现了法的效益价值，以法治为社会理想提升了法的现实效果与社会效能。     

《春秋》与《圣经》--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诉讼文化差异的比较,指出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主要存在三点不同:一、思想意识基础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以基督教宗教文化为思想基础.二、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讼”,西方传统诉讼文化追求以实现正义为价值目标.三、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程序的重视程度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重实体轻程序,西方传统诉讼重视程序价值.文化基础的不同应当在我们移植西方诉讼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过程中予以考虑并引起相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