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误读”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误读”运行轨迹以及翻译哲学转向给“误读”提供的理论支撑,指出:一方面,“误读”在翻译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文本的确定性及公共视阈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本的“误读”只能体现在翻译过程的理解环节而不是翻译的表达环节,译者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原文中容易引起误读的成分,把解读的权利留给读者,使译者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译作。     

《孙子兵法》复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辨——基于副文本描述的Minford译本个案研究

《孙子兵法》英语复译本在“中学西传”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任何的误读形式都与译者身份密切相关。就《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而言,译者采取的有意识误读的翻译策略是由其多重文化政治身份所决定的。本文尝试从文化社会学的“文化误读”概念入手,基于对Minford译本副文本的描述与解释,探讨“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译者对源文本的误读反映了译者本人及译者所属群体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观念。     

浅析翻译文化学派“文化转向”之贡献与不足

由翻译文化学派提出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在文化学派的推动下翻译研究逐渐被广泛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文化转向”这一思想过度强调了文本外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其研究重心从语言研究转移到文化研究上,这是其偏颇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其理论时应该对此加以注意。     

“游戏”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解读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是对以《绿化树》为代表的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的“游戏”与“改写”。正是《绿化树》等文本触发了中国女性作家试图创建女性文化文本的深层思考。《叔叔的故事》之出现 ,意味着男性中心文化视阈唯一局面在文学中的终结。     

“韩流”现象的跨文化解读

文章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从交际主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对文化同源异质性的认同,文化交际方式的选择以及文化移情作用的产生等方面,深入解读了“韩流”现象在我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殷周“损益”图谱的现代诠释——评逯宏《周代殷商礼乐接受研究》

人类有文明的历史,也有文化的历史。对于文明的历史,我们总是怀抱着一种时过境迁的感想,而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则与当下的存在经验及意义无法切割。作为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生存的文化传统是周人开创的,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周文化和殷商文化究竟是何种关系。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论述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用“损益”来概括周人对殷商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代表了一种较为全面的看法。但关键是周人在哪些方面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策略作了“损益”,则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逯宏先生的《周代殷商礼乐接受研究》借用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将殷商族群的礼乐活动视为“第一文本”,将周人文献记栽视为“第二文本”,借助新发现的材料对周人再造的“第二文本”予以重新审视,一方面还原了被周代文献扭曲了的殷商礼乐原貌,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周人的“期待视野”,探讨了殷商文化在周代的命运,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殷周文化“损益”研究的现代诠释。     

“文化散文”的三种文化视角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散文热潮中，“文化散文”以其淳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成为当时文坛最耀眼的星光。在概述文化散文的概念、特征基础上，以当代创作文化散文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为例，从历史文化、乡土文化和心灵审视三种文化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萨都剌研究综述(1949-2015)

萨都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公认的元诗大家。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维度对萨都剌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萨都剌作品研究、文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萨都剌生平、族属、文本归属情况依旧存在争议,尚期待新文献的发现与习见文献辨伪、辩误的深入。未来,可以深入探讨萨都剌的文学成就对于整部“中华文学史”的贡献,并且期待能够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这位色目才子进行全面的解读。     

“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9年中国·孝感“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从孝文化的历史实践、文本义理、现代价值及弘扬等层面进行了研讨。这次研讨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梳理了孝文化的历史内涵,挖掘了孝文化的时代价值,明确了孝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急迫性,彰显了孝文化所表征的原典文化精神,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突出的意义。     

从“桐叶封弟”“司马牛致邑与珪”看玉文化传统的中心地位

从人类学角度解读传统叙事文本“桐叶封弟”和“司马牛致邑与珪”,可以还原珪玉在叙事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它反映了古代文化大传统——玉文化传统对文字文本的影响.珪是玉的一种,既是祭祀礼器,又是神性表征,同时起着沟通鬼神、权利通神的作用.玉是帝王权力表征中不可或缺之物.王权在现实中的凸显和强调,权力从抽象变的具体,都需要借助玉这个媒介.诉诸N级编码理论,实物“玉”从内容到形式恰当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它传达了超越文字文本的原始编码意义.由此形成的玉文化传统正是隐藏在文化表象后的古代文化大传统,即先于文字的大传统,也称一级编码.     

从《文心雕龙·丽辞》的分类看丽辞的能指性

《文心雕龙·丽辞》在丽辞的产生、丽辞使用的语言材料、丽辞的互文特色、丽辞激发的审美联想等多方面体现了鲜明的能指性。     

浅谈《定势》之“即体成势”

作为《文心雕龙》创作论之一的《定势》,因为其“势”的概念的多解性,而颇多争议,后人引用也较少,但从“即体成势”人手,我们会发现该文中的所谈“体裁”对“势”规范性作用不可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势”作为一种自然的对读者解读文本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体裁具有自然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定势》与《神思》、《体性》、《风骨》、《通变》一起构成刘勰创作论的最精彩的部分。     

王船山数责朱熹“过于忠”论的原因探究

汉代以来,非议屈原之词甚众,王船山一概弃而不论,却对给予屈原以相对好评的朱熹耿耿于怀,在《楚辞通释》中多次责难朱熹的＂过于忠＂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楚辞通释》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蕴含于楚辞之中的刚烈雄健的文化精神,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朱熹＂过于忠＂论所倡导的儒雅温驯的文化精神,与船山的文化精神取向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相左。     

试论“秦歌”受众群体的延展空间

“秦歌”是歌唱体裁,是陕西关中地区传统音乐元素与城市中流行音乐元素嫁接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通过对此音乐形式的研究发现,吕小平所创作的“秦歌”,能够得到年轻受众的认可,能够为传统音乐的存留方式做出自己的诠释,并在年轻的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再生缘》艺术特征探析

弹词《再生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在作品艺术特征的阐释方面还相对薄弱。本文着眼于文本,具体分析《再生缘》表现形式上的特征：《再生缘》运用小说的叙事机理和方法、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文体形式和雅化的文词演述一个女扮男装的巾帼英杰的故事,达到了叙事性和诗性的完美结合。     

民族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文化公平——基于儿童文化的视角

文化公平是学前教育“普惠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实现学前教育的“普惠性”自然不能忽略对其文化层面的考究.幼儿的年龄特征、个性特征及文化特征塑造了儿童所特有的文化,包括儿童群体文化和儿童个体文化.必须通过关注儿童文化来促进学前教育的文化公平,进而实现学前教育真正的“普惠性”.     

“中国梦”主题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的实施策略与效果评估

“形势与政策”课在诠释“中国梦”方面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授课教师通过在课程当中精心设计“中国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内容,科学合理地实施一系列策略,以确保教学成效.在教学评估上,应强调对学生的情感与心理影响.     

邓小平根本否定“文革”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扯起“两个凡是”的大旗,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1975年整顿中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被第三次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后,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带领人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包括三小段,后一阶段包括两小段.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党和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弊端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新政策,邓小平将其概括为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邓小平得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自此,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行.     

王夫之对“默识”的阐释与文化记忆相关性小考

文章从王夫之是如何解释《论语》中的＂默而识之＂入笔,然后立足于王夫之对默识认识的基础上,依次考察了作为＂记忆＂的＂识＂,将＂默识＂的＂识＂作为＂知识＂的＂识＂看待的问题,对象山的＂默＂的重视和对佛教的＂识＂的批判,记忆的＂识＂与佛教＂识＂的不同点,儒学中提及的记忆的内容,＂识＂和＂学＂的关系等。最后简单地探究了表现为＂古＂的＂贮藏记忆＂的活性化问题。     

王船山《中庸》哲学之实践性质——以《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诠释为中心

《中庸》是对儒家心性论和工夫论、修养论等综合论述的经典。船山认为,《中庸》不是脱离现实且空虚的哲学理论或者迂腐的谈论,《中庸》是切实表达人们日常真面貌的圣贤之道,他并努力探究其中蕴藏着的真理,将《中庸》具体地阐述为日常生活中付诸于行动的实践道德规范,从而大大地提升了《中庸》作为实践哲学的价值和必要性。《中庸》首章的首句中提出人本性的道德根源就是天命,而王夫之以人为本解释了＂命＂字,从而突出中庸作为实践哲学具有的特征。对于《中庸》提到的＂性＂,则界定为人的本性,而不是事物,规定修道其＂性＂的＂道＂也是只有人才追求的最高价值。修这些＂道＂的过程就是＂教＂,而且与＂中庸＂或＂道＂的概念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和修养来实践的目标。但人作为实践目标的＂教＂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或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自然之理,而是存在可实践的事情。对此,船山解释为＂礼＂,以强调现实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网的实质性实践道德规范,人必需做出实质性努力才能实现,从而突出强调在《中庸》首章的首三句中《中庸》的实践性质,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中庸》的总体内容,进一步提出儒家实践哲学的宏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