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突围:形式论视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晚清"三界革命"对散文、诗歌、小说三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形式(语言和文体)进行革新,以期突破传统的形式规范,形成崭新的语言和文体。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既未实现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未能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蜕变、逆转中的现代曙光--论苏曼殊小说的现代性品格

苏曼殊小说在民初文坛别开生面,独标一格。它自觉融合了西方的现代观念,以对“人”的关注、悲剧意识的显现以及艺术形式现代转型突破并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和艺术技巧,隐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品格,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之思想渊源研究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现代阐释学背景,伽达默尔以＂艺术真理＂代替传统文论中的认知真理,强调读者经验的历史性和＂偏见＂的合法性;二是尼采和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消解了传统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成为文学误读理论的哲学基础;三是语言哲学及形式美学的语言本体观念,索绪尔关于语言差异性的观念是误读思想产生的语言学基础,美国新批评传统为误读理论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生存的困境与无力的突围──论王朔小说中的顽主系列形象

本文将王朔的小说创作置于转型时期中国都市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人生困境与生命意识两方面分析顽主们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提示王朔小说在文学反映生活、探索生命本质两个层面上的独特意义     

"三言二拍"中的苏州徽州商人与明清时晋商之比较

＂三言二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市民文学代表,首次大量描写了中国的商人形象,尤其是苏州商人和徽州商人的形象。然而,明清时还有一支更为引人注目的商帮,那便是晋商,＂三言二拍＂中虽然很少提到晋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晋商却是十分兴盛。＂三言二拍＂中的苏州、徽州商人和明清时的晋商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是由他们各自所处地域及经商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     

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理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

神话原型批评由西学东渐到生根本土,经历了从弗莱理论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延伸与转化。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都具有明确的学科建构意识,他们力图借助人类学观念来促成国学的更新,以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为终极目的,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范畴。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研究,为西方理论“旅行”中国提供了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实例。     

创新性在华兹华斯诗歌语言中的体现

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学派诗人在华兹华斯率领下推动了西方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新古典主义文学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味地追求诗歌的“高雅”,而越来越脱离、抛弃人们日常生活中简单而生动的用语。华兹华斯对这一观念进行批判和抨击后,引进了“自然的话言”,从而打开了诗歌的领域。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体现在其诗歌语言的“自然性”与隐喻性这两个方面,他的诗和诗歌理论在英国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弥纶群言、宗经与修辞——对刘勰的文学观念的几点认识

文章从弥纶群言、宗经、语言修辞三个方面探讨了刘勰的文学观念,认为这种文学观念是在非常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它揭示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史文化特征及重语言修辞与社稷实用统一的特点.这种文学观念,与西方那种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文学观念相比,有很大差异,不能简单类比.对这种文学观念的认识,主要不应从审美诗学或以文类研究为基础的诗学展开,而应该从文化、历史、语言修辞等方面把握,以使它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西方传统小说观的差异比较

纯粹中国的小说观应该追溯到还没有受到外来观念影响之前的时代,这实际指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观。中国传统小说在观念与创作上所显示出的特点与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形态上的原因和特点。本论文在如下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小说观与西方传统小说观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一、对文学反映人类精神和普遍本质认识的差异;二、对文学虚构性与真实性关系认识的差异;三、对小说作用认识的差异;四、小说结构意识上的差异。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基本可以全面看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传统小说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意识再到具体结构写法上的差异与区别,从而显现了中西两者之间在小说观念与写作上的差距。     

唐前文艺美学视野中“情理”范畴的嬗变及表征

＂情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美学范畴,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在唐代以前,人们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由以理节情、以理统情转向强调情的作用。情与理关系变化的过程是从向外开拓到向内拓展,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到对内心世界的体味,从恢弘朴拙到小巧玲珑,从伦理型的文学到审美性的文学,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     

论高校德育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也不断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变革中创新,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德育内容与方法的全面而彻底的转型。这当中,尤以德育理念的发展与创新最为突出,实现了诸如从＂服从＂向＂服务＂、从＂批评人＂向＂培育人＂、从＂单主体＂向＂双主体＂、从＂他律＂向＂自律＂、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从＂被动＂向＂主动＂等德育理念的现代转型,使德育理念与方法更为先进、科学、正确,也使德育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论新写实小说

本文从理论阐述和作品分析中指出，八十年代后半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与历史转型特定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转型，体现了文学中的“平民意识”。从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上看，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双重反拨和双重吸收，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艺术经验。“平民文学”也应有“精英意识”，才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建国以来姓名文化之变化探析

建国以来,中国人的姓名出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政治色彩与传统人文色彩逐渐淡化,向生活化自然回归,凸显了人们打破束缚、渴望自由的心理镜像与时代图景。同时,一向处于清晰定位的＂性别意识＂在姓名的意义建构中也逐渐被淡化,＂男性＂与＂女性＂的＂角色＂边界趋于模糊与消融,消解了传统语言文本的意义;糅合了文化意义的＂单字＂与＂叠字＂在姓名中的频频出现,同时注重姓与名意义的融合,显示出现代人起名心理和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们语言文字运用观的转变。     

融合与分裂——试论吴趼人《中国侦探案》的过渡性特征

晚清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撞击与整合的活跃时期,这一对话过程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就侦探小说而言,从翻译介绍到本土作家开始创作本国的侦探小说经历了一个融合的过程。吴趼人创作的《中国侦探案》虽不成熟,融合之中又有分裂的特质,但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因此,对《中国侦探案》的研究也就有助于认识侦探小说如何在中西融合中找到一条民族化和现代化之路,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宋代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由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俗文学的研究意识一直十分淡薄,宋代话本价值肯定在文学史上的轻描淡写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宋代话本是中国古代抒情文学主体向叙事文学主体过渡的桥梁,是现实主义发育丰满的关键阶段,它对后代叙事文学在内容、形式、创作方法等领域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关于地方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下,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生存与发展?如何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本文从人文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以及培养目标的现代转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培养具有人文底蕴的应用型人才,应该以基础加模块的课程设置,使人才培养目标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     

公德问题与中国的公私观念

对国人缺乏公德的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开始向现代转型时,传统的公私观念与现代社会产生了许多矛盾。本文旨在分析这种矛盾,并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应该如何处理公私观念转型的问题。     

探寻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奥秘———刘恪《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读后

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对中国文学理论摆脱当前困境给出了可行的出路：可以解决文学理论与当下文学现象脱节的问题;“语言诗学”为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探索文学奥秘提供了可能性;“语言诗学”是沟通“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