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所见》看赵翼忧民诗的诗史价值

赵翼晚年创作了一系列纪实性的忧民诗。对此研究可以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以《书所见》为个案来进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强烈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与自觉的诗史意识，而且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所谓乾隆盛世的子民艰难的生活状态，透过该诗可以明晰地倾听到盛世之音下的凄凉之声。     

虞集诗歌的情感流变

元代诗人虞集诗歌的真实细腻情感往往被人忽视。他的诗歌情感大致经历了早年的太平盛世之歌、在朝的寂寞畏祸之感与思乡归隐之志、退隐山野后的闲情等阶段。与此同时,虞集的自我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翩翩才俊司马相如到消渴的文园,从执戟扬雄到寂寞校书的扬子云,这种角色改变和他在朝经历分不开。把握虞集诗歌情感与自我角色的变化,有助于更好了解虞集在朝在野的复杂思想心态。     

虞集诗歌的情感流变

元代诗人虞集诗歌的真实细腻情感往往被人忽视。他的诗歌情感大致经历了早年的太平盛世之歌、在朝的寂寞畏祸之感与思乡归隐之志、退隐山野后的闲情等阶段。与此同时,虞集的自我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翩翩才俊司马相如到消渴的文园,从执戟扬雄到寂寞校书的扬子云,这种角色改变和他在朝经历分不开。把握虞集诗歌情感与自我角色的变化,有助于更好了解虞集在朝在野的复杂思想心态。     

康熙、雍正、乾隆的管人之道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共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这三个皇帝性情不同,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治国方针也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高度趋同,这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以及高超的管人之道,后人将之概括为“以智辨人、以才取人、以能用人。”     

冯至式的寂寞:人生姿态、文化成因和精神风貌

现代诗人冯至一生对寂寞这个特殊的情感符号都情有独钟,并且在诗歌世界中反复吟咏,对其有着刻骨铭心的敬意。寂寞作为冯至诗歌中被反复书写的情绪,体现了冯至对世界人生的感性领会和理性升华。在冯至的人生之途和诗歌世界的切合之处,寂寞对于他的个人诗学具有多重意义,尤其是人生之旅与精神文化对其寂寞书写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诗歌也因此形成了特殊的精神风貌。     

黄遵宪的热情、悲情与激情

诗人自古以情动人。黄遵宪热情投身国家之邦交,悲情于国家之衰败,激情献身中国之变法,为晚清情愫最为切切之人。     

历史上最敬业的皇帝——雍正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的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冶”。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立国二百六     

论陈三立的七言古体诗创作

陈三立的七言古体诗具有独特的审美特质，并非人们常说的散原诗歌的萧索凄寂，而是多有酣畅崛健的风格。抒怀类七古笔调莽苍排舁，曲尽诗人内心的孤愤，其雄伟气象令人感奋；山水诗多是恣肆雄放，表现了雄奇的自然山水，也流露出了作者面对山水时心境的暂时解脱和背后沉重的心事。他的七古笔墨畅达，即便是次韵之作，仍能声势不减，诗人过人的才情于此可见一斑。     

宫中尚促织之戏

蟋蟀盆清代以康熙、乾隆时制作者最精,康熙时,有专以制盆名世者,乾隆时,则有御制三希堂盆,是康熙、乾隆宫中当亦尚促织之戏。蒲松龄生康熙世,岂目睹其扰民为害之烈‘加以朝贪吏虐,民贩妇卖儿,更无休止。’乃太息‘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故于《聊斋志异》中写《促织》一篇,以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由于不能明言康熙,乃假诧于宣德间,至于     

《孟子》选译

孟子曰:人炙心①, “八皆有不廷入之心。先王有不咫斯②有术丸人之政宾。以不廷人之心,谓行不熟人之政,治天下可运③定掌上。所以人皆有不廷入之心’者, (r。)丈心,所既妻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斗曝 令入乍④见孺(0卜。七石)l侧院⑤非月斤以内(no)交⑥于孺子之父母也,非(yoo)声⑩而     

孤独者之歌——论李贺咏马诗的悲剧意蕴

李贺的咏马诗蕴含着诗人浓郁的“宝马”情结,诗中的“宝马”意象异彩纷呈,凝聚着诗人强烈的身世之感,流露出浓重的孤独情调,是诗人一生心志、理想、乃至生存状况的典型写照,也是诗人寂寞哀怨、困顿躁动灵魂的映射。     

尼泊尔旅情

尼泊尔像寂寞的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一样,平和,迷人,对我们来说是整理心境的最方便捷达之地。     

诗人的创作心境

心境会给诗人在创作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过程都敷上一层情绪的底色。不管是对生活的观察、诗料的选择，还是在作品的构思、情感基调的定位，乃至创作方法的使用、审美理想的表达，都与心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心境对诗歌创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诗人应根据自己创作实际及时调节自己的心境。     

巴道此相逢 别颜始一伸─—杜少陵先生客居云安县交游诗考释(三)

杜甫《石砚》诗开篇所称之平公,乃是一位奉朝廷之命出使三峡的殿中侍御史,所得峡江石砚,与宋人米芾所论“夔州黟石砚”的特质相似。诗人以冠比砚美其砚石之正,同时亦取其正直之质,借砚以美平公。杜甫与平侍御史、蔡十四著作郎虽然皆为旧时相识,但与蔡十四之间的交情却要深厚得多,其重要原因在于二人皆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故而杜甫在《别蔡十四著作》一诗中,述说到自己的忧危之心和峡江民情,并托蔡转奏皇上,望能体恤百姓疾苦,安抚民心,早见天下太平．     

胡宏的"心"论探析

心是胡宏哲学的重要范畴。本文试图从天地之心、人之心、人的良心等三个角度论述胡宏的心。首先，论述天地之心在天是天道、天命，天地之心在人是人之心，更确切地讲，是人的良心。其次，论述人之心是人的天命之性之用、之已发，人之心能认知万物、体知天地，能主性情、宰制万物。人若尽其心，就能如圣人，体用合一，不於已发未发分，其心与天地同流，其心纯粹是天地之心即良心，人若尽其心，就能成已成物。最后，论述人的良心，良心是人的本质属性，知、仁、勇皆原于良心，人若察识、扩充其良心，就能成仁成人。这是胡宏心论的内涵。     

“春风重持节”与“诗歌不示人”——论双重视角下的窦光鼐形象

窦光鼐不仅是清代乾隆政坛上久持圭笏而不倒的重臣,其卓然不群的个性品质,为人称道、载入史册的事迹,成为一代朝臣之典范,同时也是乾隆时代诗坛上素俱才思,名称一时的诗人,留有大量诗作存世。有着双重身份的窦光鼐其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阐释价值,从历史材料中可归纳出窦光鼐形象的基本面貌,而从其"不肯出诗示人"的诗歌中亦可窥探其人真实性情,进而塑立起人物较为全面和丰满的形象。     

“野客吟诗月作魂”——论李白诗歌中之明月

明月是典型的文学意象和永恒的主题,也是我国古典诗词中用得最多的意象之一。李白是写月最多的诗人,其月亮意象思维深受我国日月阴阳文化思维模式以及《诗经》、仙话幻想和历朝诗赋乐府的影响。他借明月意象向外探取宇宙的奥妙,向内则反观心灵的隐曲。李白之人月相得体现的是诗人与月之精神契合,以及诗人与天地万象共享历史哲学与时间哲学的精神探索。     

政治统合、制度重构与诗学合流——读杨亮《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

在元代空间统合与族群互动的背景下，翰林国史院文士以馆阁之笔记录当朝文物、书写风雅盛世、叙述一时心曲，不仅形成了有元一代雅正复古的盛世诗学话语，也为后世提供了观察元代知识精英跨地域、跨群际互动的重要切入点。杨亮的《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把握住这一点，探讨了元代文士群体的交流活动及其与元诗发展进程的关系，本文旨在概述并评价其著作中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对元诗价值的重新审视。     

论乾隆皇帝的治国思想

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他继承父祖业绩,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乾隆皇帝极其重视对各级官员的管理和考察,民生与吏治紧密结合是乾隆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专就乾隆的吏治做初步的研究,以求对分析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有所启迪。     

白沙学说“端倪”义研究

“端倪”是“心”之本体或端绪，指人在对善恶的自觉选择中本源意义上的向善倾向。白沙“端倪”与陆学的“本心”有着明显区别：陆学侧重通过各种功夫复其本心；白沙学说以养出“端倪”为进学之基本，重点在扩充功夫上。“端倪”与佛道两家所追求的虚静之心境也有差异。白沙先生坚决反对专寻书籍进行记诵的读书方法以及一味遵循外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却没有内心真实体验的入学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