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中之“东学西渐”

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向中国的传播,是在一种复杂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历史真会开玩笑,欧州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到十七世纪,竞由一些传教士带到了东方来。尽管传教士的活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殖民主义味道,但是,他们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这就是所谓“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进程中的术语翻译及其历史贡献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在西学东渐进程中,西方宗教、科技被译介到中国,世界其他地方的物品也被输入到中国,相应地,宗教用语、自然科学专业术语、外来物品专名也被译介到中国,成为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进程中的术语翻译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历史贡献,具体表现为:诞生西方人名汉译的归化译法,傍"番"术语名登上历史舞台,创建中外人士联手释解术语的新模式,促成汉字拉丁化译写初始方案的诞生。     

广学会的版权活动述略

清季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借助文化传播来扩大传教,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版权纠纷。于是,发达国家的版权制度便开始被广学会借来进行维权。传教士的版权活动,也成为中国清末版权立法保护的重要促进因素。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认知

近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久就发现了生活在那里的一个"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开始了解、研究这一群体及其信仰——中国伊斯兰教。他们考证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整理了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在与阿訇和毛拉的接触中也形成了他们对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认识。这些共同构建了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初步认知。尽管西方传教士了解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直接目的是出于传教,但他们的研究开启了近代西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的先河。     

西学东渐与“况义”之道——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渊源研究之二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义,采用“况义”之法,从文化层面入手,以基督教教义阐释古代儒家思想,并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双向的翻译、阐释和研究工作,呈现出与以往佛教东传时的“格义”不同的特色。这一工作从本质上讲具有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比较性质,而“况义”之法及其理论,也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方法论渊源之一,对于当...     

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

2008年4月27-29日，由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办，东莞市长安镇协办，并与澳门利氏学社与波兰波兹南大学合作的“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莞长安镇举行。此次会议的学术牵头人为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馆长倪梁康教授。会议邀请了包括波兰、加拿大、中国等国家的30名学者参加，会议使用中文和英文发言，共收到17篇会议论文，其中中文10篇，英文7篇，涵盖了在华传教士的活动与思想、具体学科的传播、中学在西方的传播、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方面的研究方法等多个主题。     

《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

《华西教会新闻》是传教士在华西地区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刊载了许多有关于中国西部的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部最直观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展现了传教士视野中的西部印象，并考察了传教士印象中所隐含的认识论问题。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吗

<论语>14·38章,隐士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朱熹等古代经师大多认为这是对孔子积极入世精神的丑化与讽刺,是笑孔子为傻瓜.而现当代学者整体热捧隐士的这句话,认为孔子的确"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实这是认识的倒退,是西学东渐引发的援道入儒之风所致.     

西学东渐以来“势”涵义的传承与演变——基于力学和电学知识的探讨

以两次西学东渐以来与力学知识相关的科技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西力学知识交流过程中"势"字内涵的延续及变化.研究发现在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的科技著作中,"势"内涵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状态、水势、趋势等涵义为主.在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势"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且发生了多种演变,既被逐渐量化,用于表达火炮的杀伤力及火药爆炸时释放的能量;亦被引申到新引进的电学知识中用于表示电动势、电位等;还被挪用于表示相似三角形中的相似之意.尽管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尚未把"势"与力、能量、动量、电势等概念界定清楚,甚至译著中的相关术语常被混用,但依然能看出西学东渐时期"势"内涵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传教士视野中的川藏地区苯教 国外学者对川藏地区的考察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其中部分来华传教士对川藏地区苯教的认识独具特色,内容涉及苯教性质、源流探析、寺院与僧人的考察,以及苯教与佛教的关系。因其宗教背景与异域的视角,传教士在对苯教的考察研究中,较好地协调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文化人类学学者”之间的身份冲突。     

晚清西方宗教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

早在16世纪中叶,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来到中国传教,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大炮狂暴袭来的,便是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展开了普遍的传教活动.传教士的东来,一方面是在履行其传教与文化侵略的职责,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支特殊的外来势力.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西方宗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存在着基本否定和过分赞扬两种颂向,没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因此,笔者拟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晚清时西方宗教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晚清数学翻译的特点--以李善兰、华蘅芳译书为例

李善兰和华蘅芳是晚清著名的数学家、翻译家,他们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大量的数学文献,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翻译形式口译笔录.为西学东渐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整体上考察了他们翻译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论证了清朝时代翻译科技文献的五大特点.     

21世纪以来明清入华传教士及其活动研究综述

传教士是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即在传教士个案研究的选题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传教士活动范围和领域方面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学界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尽管明清天主教史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范式转换,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栽体的传教士来说．对其研究不应减弱而需继续加强。     

传教士关于清末法律改革的具体观点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西法东渐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国人认识西方法律知识最早和最重要的沟通桥梁。尤其对中国在刑、民、商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传教士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万国公报》的创办与沿革述略

《万国公报》是清朝末年“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对以康有为、粱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万国公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教会新报》时期、《万国公报》周刊时期和《万国公报》月刊时期。分析《万国公报》的历史演变,可以了解中国近代报刊,特别是来华传教士所创办报刊的一些特点。     

浅论中职生职业生涯设计的必要性

职业生涯规划理论西学东渐已将近20年,我国对职业生涯设计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很大进步,但研究文献资料不难发现针对中职生的职业生涯的研究和探讨非常少,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中职教育者及中职生对中职生职业生涯设计的必要性认识还不深因此,本文希望对中职生职业生涯设计的必要性的阐述引起人们对中职生职业生涯设计的重视。     

利玛窦疑惑中“发现”开封犹太人

公元1605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民族学界的事件——开封犹太人"被发现"了!这其中,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那就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作为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人物,不仅开创了中国化的传教方式,而且将大量的西方先进科技引入中国,这些贡献的共同之处都是将西方的事物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利玛窦也将中国的事物介绍至西方,其突出表现即首次"发现"了中国犹太人.在此以前,开封犹太人自称是"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教徒,周围的中国人视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利玛窦首次正式将他们确认为犹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玛窦是界定中国犹太人身份的第一人.正是他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没有犹太人的习惯认识,自此以后,西方传教士纷纷参与到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之中,见证甚至几乎左右了开封犹太社团走向衰落消亡的全过程.     

李笃培《中西数学图说》中的方程解法问题

明万历年间,西方数学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到来而传入中国,徐光启等士人向传教士学习,并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试图融合中西数学.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李笃培《中西数学图说》中方程解法的资料来源,指出《中西数学图说》中的方程解法参考了明代传统算书和《同文算指》中的方法,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李笃培误将一般二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当作西法,而事实上,此法来自明代算学家周述学的《神道大编历宗算会》.这对认识明清之际中西数学会通的历程不无裨益.     

对民众在基督教世界构建中矛盾心理的理性思考——以1860—1898年鲁北乡村社会为例

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忱和虔诚的信仰以大无畏的勇气只身来到鲁北的穷乡僻壤安置"十字架",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宗教在这块土地上很难打开局面。民众一方面出于各种动机对传教士兴学、施医、赈灾的举动抱有好感,这给了基督教教士扎根乡村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对基督教的征服性、政治性、排他性,乃至附于其上的异质文明采取冷淡、怀疑和斥拒的态度。对待基督教截然相反、前后迥异的行径就是鲁北乡土民众对基督教矛盾心理的一种折射。     

内丹经典与《全体新论》

1933年,内丹家赵避尘(1860~1942年)刻板印刷的内丹名著《性命法诀明指》,大量引入西方身心观来汇通内丹身心观,在内丹学界影响很大。考察《性命法诀明指》中西方身心观的来源,发现赵氏大量取材自1851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与陈修堂共同编译的《全体新论》。从两个方面探索内丹家青睐《全体新论》的可能原因。其一,传教士对西方"灵魂论"与中国传统"心性论"的汇通,让内丹家更易接受传教士译著。其二,《全体新论》持久不衰的影响力。最后从传教士"灵魂"与内丹"元神"差异的角度,对赵氏汇通略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