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

汉代散文的风格,从大的历史时段上看,武帝以前和武帝以后、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经学的影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独尊儒术”时代氛围下创作主体经典意识的确立和心态品格的变化上,也具体表现在创作中的引经、拟经、仿古等方面.     

分途与合流:从算学与经学的关系看南北朝数学史北大核心CSCDCSSCI

东汉大儒郑玄引《九章算术》注解儒家经典,奠定了算学与经学的紧密联系;魏刘徽注《九章算术》则使传统算学打上了魏晋玄风的烙印。南北算学之分途与南学重魏晋经学、北学重两汉经学相关。在刘徽注的基础上,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等述其算理未尽之处,取得了高度理论化的成就;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补其基础知识、算题类型之不足,开启了筹算文本化之历程。南北朝后期,祖暅之滞北授信都芳天文历算,甄鸾适北撰注算书。隋唐设立国子监算学馆、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之后,传统算学获得了合流。然而,皇侃延续魏晋玄风,在经学研究中创设算法,与传统算学不同。随着后期两边交流频繁,皇氏算法北传获得诸儒之认同,导致算学之再分途。信都芳撰注《五经宗》,甄鸾撰、李淳风等注释《五经算术》,以传统算学解儒家经典,并将之纳入十部算经。但是,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注疏儒经都采经算方法。两家算法传统在唐代国子监获得了制度保障,并立至清末现代数学传入为止。因此,中国数学具有多样性和混杂性,数学的基础或其本质深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再论严复政治思想的转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和政论家,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维新变法时期,严复利用舆论工具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专制,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严复主张坚持渐进式的改良主义,反对突变式的革命。他的政治思想在维新变法时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却与社会脱节。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认识偏差的现状及原因分析——以西安翻译学院为例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基础课。然而,许多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偏差。为了真实把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认识偏差的现状,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教师、学生及环境等方面挖掘根源,对于大学生端正其学习行为。改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人本思想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为时代的缩影,各代史书的编撰中必然渗透了当时人本思想的流变,暗含撰史者对当世的理解与阐释。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     

从目标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变

<正>2014年的中国经济,再也不用纠结于增长速度了。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提及具体增长目标,取而代之的表述是"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突出强调的观念是:"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从一个具体指标,到一个合理区间,2013年,中央对经济全局的掌控就已悄然转型"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是其中心思想;稳定宏观政策、激活微观活力、坚固社会保障是其具体指向;取得的可軎成绩,则是开创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局面。2014年,延续这一发展思路,并进一步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核心要求,其意蕴深远、内涵丰富,同时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以价值为发展取向的新进程,它的核心主题词有两个其一、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要稳定;整体局面要稳定:发展的主题、主线、中心、基调要清晰、稳定;政策出台的取向与导向要一致、稳定;国家与人民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障要充足、稳定。唯有稳定,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     

从"咏洛赋"看魏晋对汉代赋风的转变

以"咏洛赋"为个案,从内容主题的改变、艺术手法的改变、审美方式的改变等3个层面上分析了汉代到魏晋赋的风格的变化.以此来说明一种文体的变革和衰落是必然的趋势,后代对前代的因革才是一种文体生命得以保存的最终途径.     

从网吧回到课堂——一个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的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社会掀起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整体跃进的第三次浪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信息量大、更新快的特点,对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不良信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释”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     

魏晋玄学之解读

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转化形态，玄学不玄，外玄内儒，其内在价值导向还在儒学。可从三个方面对玄学进行解读：政治层面上，玄学是名教遭黄巾起义冲击，统计阶层本身破坏，以及经学家自身的逾越而陷入危机后，魏晋名士们为挽救名教，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鹄的，援道入儒而兴起的哲学思潮；哲学层面上，玄学是从两汉神学目的论转变为“有无本末之辨”的本体论，实现了哲学思维的转变与跃进，为现实统治进行本体论论证；价值层面上，玄学是魏晋名士试图从不同路径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尝试。     

魏晋玄学与河洛文化:一个文化史的视角

诞生于三代的河洛文化,其本质上是以首都为载体的中心文化,可包括三代以降直至唐宋的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如周礼、儒学、玄学等。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河洛文化的有序性及正统性与儒学不谋而合,而魏晋时期的玄学则提供了一种对这种正统、有序文化的反思与修正,从而促生了儒学自身的改变。两晋之后的儒学,经历了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河洛文化系统的更新与再循环,保证了这一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从天道观和人性论看儒学到玄学

汉代儒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以儒学与玄学间的天道观、人性论为切入点,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将有助于弄清汉代学术是如何演进到魏晋学术的。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更替中的社会批判研究

自公元249年,司马懿施计诛灭曹爽及其党羽之后,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到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代魏建晋,这段时期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巨大的转型中,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任何一个新朝代都是建立在对前朝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吸收和重构的基础上,构成了这个时期丰富的社会批判思想。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

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认为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其一,对以阴阳灾异、感生神话、谶纬之术等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神学＂进行集中展示;其二,对神仙、方术以及人仙遇合传说进行不同程度地叙述;其三,对佛教神话或者反映佛教信仰文化的＂人佛感通＂灵验进行宗教演绎;其四,对各种神、民间鬼神以及人神交通之事进行重点记载。如此种种,既是周秦之际史传创作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时又吸收了中古造神运动的时代成果。其文化效应,在于参与并影响着我国早期叙事的文学建构。     

试论秦汉至唐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对秦汉至唐宋时期历朝的治边方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历朝的治边方略呈现出“守势政策”的特点.这一“守势政策”在不同王朝或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两种类型,一为积极“守势政策”,一为消极“守势政策”.二者虽然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本质上均含有保持中原王朝文化优势的“以夏变夷”的思想内容.受封建统治者思想认识水平及民族构成的影响,不同朝代对边疆少数民族或民族政权的认识具有差异性.     

道教与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功利欲望

欲望是作家创作的内驱力,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欲望有什么影响,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道教的功利性,文人纷纷走近道教,文学观念中的道教因素等方面,对道教与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功利欲望作些专门探讨。这无疑会拓展人们研究的新视界。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一方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另一方面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从汉魏六朝碑刻看形似字的区别特征

汉魏六朝碑中存在不少形似字,其区别性特征比较复杂,分析各类区别性特征的产生、发展演变,对于认识汉字内部系统的矛盾运动以及人们对形似字的改造,对区别性特征的筛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从一个方面丰富汉字发展史的内容,为汉字的改造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