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语借词的翻译看意译的概念误用

“直译”和“意译”往往被人们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翻译方法,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然而,在实际运用中,人们有时将这两种方法混为一谈。以汉语中英语借词的翻译方法为例,指出人们对“意译”概念上的误用。作者认为,人们在谈论外来词翻译时所谓的“意译”,实际上是“译意”或“直译”。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地位的变迁

翻译忠实标准是传统翻译观念的核心，多年来在翻译界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现代翻译研究逐渐从传统翻译注重原则和技巧的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研究，人们开始注重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译者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     

论翻译在英语口语训练中的扬弃过程

翻译既是学习外语的目的之一,也可视为学习外语的手段之一。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合理地采用翻译这一手段达到有效地培养学生翻译能力这一目的呢?这历来足外语教学界富有争议性和探讨性的课题。比如有人以教学大纲突出“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为由而忽视翻译;也有人认     

杨宪益、戴乃迭“信”译鲁迅作品赏析

“信”是翻译标准的核心。“译界泰斗”杨宪益、戴乃迭对鲁迅作品翻译的精妙之处,在于其译著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与原文一致,译文与原文一样流畅通顺,达到了翻译的“信”的评判标准。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文学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摭谈

“异化”与“归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着异化和归化现象，而文学翻译又主要采用“异化”，“归化”是“异化”的必要补充。     

女性主义翻译观探析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话语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它不仅使译论界进一步发现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所存在的盲点和误区，而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它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认为翻译即“重写”，为女性代言，引起了译论界的不少批评。     

功能翻译理论对译者的要求分析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一项须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全新的目的性交际活动,它的核心就是“功能”。将功能翻译理论的相关知识（翻译的具体要求、源语文本分析及文本功能等）应用到翻译过程、译者研究上来,既可以利用功能翻译理论指导译者,使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再局限于原文,又能够关注“功能”的作用,可以通过译者的有意识的行为发展功能翻译理论,使其不断地获得新的活力。     

从功能派角度看话剧翻译——兼评《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

话剧的双重性决定了话剧翻译不仅可以为文学系统服务，也更应为话剧表演服务。然而两个系统对话剧翻译的要求和评价标准却大相径庭，文学界常常以“对等论”来衡量话剧翻译，而表演界则以“可表演性”来评价其翻译。本文则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并指出话剧翻译的评价标准应是达到其目的的充分性而非静态“对等论”，从而使话剧翻译评价标准的探讨走出了“二元”之争，为话剧翻译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多元评价体系。     

纽马克翻译理论在译诗中的适应性与审美再现

作为中国文学经典的古诗词,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对其英译自古有之。由于译者主体的不同,译文和方法也不同。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围绕翻译界历来存在的直译和意译纷争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原则,构成了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文中探讨的是纽马克这个核心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适应性及其审美再现。     

钩沉与批评:奈达翻译理论的定位

奈达翻译理论始自上世纪中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钩沉奈达译论的基本框架,描述其后来的发展,并且例证其实际操作能力,目的是对其整体做出客观的批评和恰如其分的定位,以期提醒译界人士,翻译理论的研究不应“喜新厌旧”。     

论严复翻译思想的特点及其弊端

严复在他的巨著《天演论》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但是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一些专家发现这一翻译标准存在一定的弊端。本文旨在分析严复这一翻译思想的特点和其弊端之所在。     

“直译”和“意译”新解“直译＂“意译”与词义相关，与形式无关

“直译”和“意译”是百年难题,“直译”和“意译”没有统一的定义。翻译理论界一直把“直译”和“意译”的重点放在对译文和原文形式的比较上,认为重形式的翻译是“直译”,不重形式的翻译是“意译”。深入研究发现,“直译”和“意译”与形式无关,与词义有关,此观点是“直译”和“意译”重新定义的基础,因此推出翻译方法不是“直译”和“意译”,而是“直译”“意译”和“直译加意译”。“音译”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是一个错误的术语。     

从“roadside restaurant”一词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涉及文化的转化。在翻译界,对于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有归化异化之争。本文作者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从实现“文化对等”的层面用实例论述了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看翻译策略的调整——兼评《围城》的英译本

从古至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但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中国总是“引进来”的多,而“走出去”的太少,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扩张与霸权,以及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区化日趋加强,使更多中国文化“走出去”便成为历史所需。中国翻译界应该顺应这一历史需求,调整翻译策略。本文以《围城》的英译本为例,提出了应以“异化”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为主,以使中国文化全面有效地“走出去”。     

中国民间文学创作和民族典籍对外翻译的新纪元——“《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出版发行座谈会”综述

“《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出版发行座谈会”不仅是为庆贺韩家权教授研究团队编译著作《布洛陀史诗》出版发行和获得“山花奖”的一次座谈会,更是学界多领域、跨学科专家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经典文化传承与翻译研究的一次专题学术研讨,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外语界和翻译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积极对外翻译壮族文化典籍.《布洛陀史诗》的出版发行、荣获大奖和座谈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创作和民族典籍对外翻译的新纪元,对壮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文化传承和广泛传播并走向世界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略论"异化"与"归化"翻译法

“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中的两个基本原则，近年来一直是译界争论的焦点。笔者从这种争论出发分析了“归化”与“异化”的区别与特点以及我们在教学中所碰到难题的解决。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归化”与“异化”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的翻译才能搞得好。因此，在翻译中，过分地注重某一种原则势必走向极端，我们应该采取适度互补的原则以促进中英民族文化的交融。     

从严复的翻译标准到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目标

中国传统译论中，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可谓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它出自于中国近代优秀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之口，在国内译界历经百年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影响力：相对而言，功能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大纯理功能，而正是这一思路为实现严复的“信、迭、雅”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途径，克服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抽象与缥缈，使得这三个字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文学翻译中应重视风格的再现

在翻译过程中，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目前，在翻译界，大家一致认为要遵循“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原则，但真正忠实于原的翻译离不开对原语风格的再现。本从风格的要素入手，探讨了在翻译实践中再现原语风格的重要性。     

从being的译名看西方哲学著作术语的翻译

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一大难题是哲学术语的汉译。根据解释学的“不可翻译性”原理，译名之争源于不同译者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解释“境遇”和理解“视域”的不同；从翻译活动的目的看，目前哲学界比较认可的关于being的译名“是”虽然益处多多，但将面临如何在汉语中扎根、存活的严峻挑战。在目前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不妨可以将being这类哲学基本术语直接引入汉语，作不译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