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下)

在华夏民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所谓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日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东夷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林惠祥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满州、日本、朝鲜、琉球等为东夷。”了解和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当然以狭义的东夷为范围。与炎黄部落联盟不同是,东夷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包括有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因此我们只能统称其为东夷集团。     

关于夏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读《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书后

孙庆伟《鼏宅禹迹》一书,意在利用考古学成果重建夏代的信史。由于对文献梳理有问题,信从"夷夏东西说",故在考古学成果的利用上出现偏差,讨论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多与夏人无关。夏人应该是从北方迁徙到山东半岛地区的民族,他们是夏人及夷人的祖先。此后从鲁东地区西进,在鲁西、豫东地区与有虞氏方国联盟融合,并开始了夺权争斗,最终取得了方国联盟的统治权,建立了夏王朝。夏代的考古学文化就是岳石文化,其延续是东夷文化和西北戎狄文化,文献记载加上对岳石文化、东夷文化和戎狄文化的研究,是唯一重建夏史的途径。     

论何休的民族思想及其特色

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的“夷夏之辨”思想上宗孔子 ,下承《公羊》先师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以文明发展的程度作为区分夷夏性质的标准 ,既主张“严夷夏之防” ,又肯定夷夏关系的可变性。他认为 ,若背弃仁义礼乐 ,丧失道德教化 ,“中国可退为夷狄” ,而“夷狄进至于爵” ,则可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大平”的“大一统”境界。这种以“进夷狄”为中心内容的民族理论 ,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 ,视天下为一家的进步的民族观 ,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     

略论石介的民族思想——以《中国论》为中心

石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宋代理学的先驱.石介在其代表作《中国论》中斥佛、老,以捍卫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同时,该文也反映出了石介对华夏文化正统性的维护以及夷夏各处的民族思想.文中石介不仅表现出对“中国”的忧虑,更将排佛老上升到了“尊夏攘夷”的高度来论述.石介的民族思想在北宋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的特殊时期,对于维护王朝的统治、增强民族意识以及维护华夏正统文化都有着积极作用.     

夏商周与泰山文明

一、夏商时期与泰山文明 关于夏代,一般的说法是夏代由禹的儿子启建立。照此说法,夏当在泰山文明所统摄的范围之内。因为提拔禹为部落联盟领袖的舜,据历史记载,其一生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孟子·离娄篇》中讲,“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与负夏(负夏又作负瑕,春秋时鲁邑)……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中讲,“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在泰山北麓,即今之济南千佛山,雷泽在今菏泽鄄城境,寿丘在今曲阜一带。舜的葬地也是在山东地区。《困学纪闻》引薛氏语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何幼琦据《大荒南经》中的“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句推断,葬舜之地苍梧在今沂水之东。由以上可推断,葬舜之地大致在今莒县莒南一带。     

"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兼说二里头文化非夏文化

夏人居于河南说和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都斟寻阝说都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 ,那些文献都是由于古代学者把《逸周书·度邑》中武王所说的“有夏”错误地理解成商以前的有夏后 ,逐步附会、演绎出来的 ,并非真实的古史记载 ;《度邑》中的“有夏”实乃周人的自称 ;河南伊、洛地区应是商人的活动区域 ,二里头应为先商时期某商王的都邑 ;夏都斟寻阝当以山东潍坊的斟城说为是 ;夏人的活动区域是在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 ,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历史学上的“东夷文化”才是真正的夏文化。     

潍坊地区东夷文化开发刍议

东夷文化具有较高的现代意义与价值,潍坊作为东夷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发展传承的核心区域,具有良好的开发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诠释权旁落、认可度低,文化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面对这种困境,潍坊地区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应牢牢掌握潍坊东夷文化的诠释权和主导权,加大支持力度、理顺管理体制,培育一批龙头文化企业,打造一批精品文化产品,凝练潍坊的"东夷文化"城市品牌,真正奠定潍坊东夷文化区域研究中心和文化产业发展重镇的地位,助力"文化名市"建设。     

“射日奔月”神话考辨

“射日奔月”神话是指“羿射九日”和“嫦娥奔月”两则神话。后人对史籍中记录这两则神话的文字解读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其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更是争议不休。其实，“射El奔月”神话是中国远古时代东夷部落集团句芒部族政治斗争与家庭纠纷的写照，是东夷部落集团的历史史事经汉儒改塑的结晶。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广西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属于“那文化”的范畴。广西的“那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有独特的体貌特征,创造了自己特色文化,属于民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从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开始,汉族文化逐渐进入并不断扩大影响,广西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进入了与汉族文化融合并在交流中不断发展历史阶段。     

围绕“地方”两字做文章经营好地方党报文化副刊

报业市场竞争中，地方特色往往是地市报最核心的竞争力。按照新闻价值的原则，读者对周边事件的兴趣和关注度往往更高，这就给地方报纸利用新闻的“贴近性”吸引读者提供了可能。该论文结合内蒙古《呼伦贝尔日报》的副刊办报经验，从选准报道当地文化的角度、经营本土作者队伍，让作品具有极强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域符号、加强编辑自身的修养等3个方面入手，并结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事例，得出只有围绕“地方”两字做文章，才能办好将地方党报的副刊办好的结论。     

枣庄区域文化论纲——从编纂《枣庄区域文化通览》谈起

枣庄地域文化根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构成,既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固化,又积极地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和补充,文化内涵淳厚丰富。作为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枣庄地域文化不仅孕育了中国早期的农耕文明,丰富和繁荣了城邑文化,还发展了两汉经学,创造了汉画像石艺术和富有地域特色的土陶工艺,形成了融南汇北的运河文化。在枣庄地区还诞生了辉煌的中国近代工业文化,创造了提振民族精神的大战文化和红色文化。构建枣庄区域文化通览,客观全面地梳理枣庄区域文化形态,整合出学术性与大众化相结合的文化体系,是一项庞大而繁缛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件传承历史,激发创新的不朽盛事。     

春秋战国时期的枣庄群贤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皆较为发达的枣庄地区,诞育出鲁班、滕文公、孟尝君、冯驩、毛遂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他们在政治、外交及科技文化上都多有建树,对枣庄的地域文化性格、人文精神的形塑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

<正>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民族识别产生很早,夏商时期就已有民族区分的观念和称谓,如《竹书纪年》、《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也有同样的字眼,而且已具有族称的意义。周朝除夏族外,四方还有夷、狄、戎、蛮等民族集团,这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是很多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结果列国内乱,诸侯     

先秦“夷夏关系”考辨

在中国的历史上,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都紧密联系着。从西周时期的＂五服说＂、＂九服说,＂到孔孟的＂尊王攘夷＂、＂用夏变夷,＂以及近代的＂体用＂争辩等都说明＂夷夏＂之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都比较关注的政治问题。而夷夏之间的根本区别应该是在礼制上,特别是四夷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倾慕,更重要的是,两者在文化上还是认同的,并且这种认同应包含于中国大一统之下,并为维护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观

在整个先秦时期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戎夷蛮狄诸多部族,无论就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所谓"夏"、"夷"间的最主要区别即表现于饮食、服饰、社会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然而,二者之间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别,可以随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逐步消失.夏夷思想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产生而日渐系统化的.华夏族由于占据了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周边四夷的歧视心理和敌对态度.但与此同时,战国秦汉时期对周边地区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经营,却又具有一统天下夷狄诸族的意义,容纳夷狄和统一夷狄的思想遂构成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夏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华夏一体与天下一统最终成为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择.     

东山魁夷的东方美——兼论中日审美异同

日本画坛巨擘东山魁夷先生的风景艺术,早已蜚声世界,中国读者于近几年也得以一睹其风采。他的优美散文《与风景的对话》(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版)和《东山魁夷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使广大读者更充分地领略了东山魁夷之美。 东山魁夷之美,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美,与中国美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而使我们倍感亲切。首先是对待大自然的和谐态度。东山先生的风景画,以其与自然真挚的亲昵,生动体现出这一东方美特征。他曾指出:“西欧人为征服自然而奋斗,而日本人则一直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对话》74页)。他在《秋日大和路》一文中,曾为山乡桧前村“同自然环境保持了高度的和谐”而“受到深深的感动”(《散文选》157页)。他还说,他从小就“没有把自然当成人的对立面”,自然与他“成天价都在亲切地交谈着”(《散文选》244、245页)。他的画和文,不就都是“与风景的对话”吗?其次,相对于西方艺术的写实性,东山风景还有鲜明的抒情性。他曾说,自然美景就是他“自身的反映”,自然“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散文选》176页)、“我自身心灵的表象”(《对话》99页)。因而他作画,就特别重视“包含在画面中的作者的内心的鲜明感”     

钟嵘诗评文质论

“”与“质”的本来涵义是：“”谓饰，质谓质朴，它的原始形态，是早期儒家学派论夏、商、周三代化历史形态之简要表达。周、秦以降，沿着品人和论世两个分支发展。钟嵘《诗品》论诗，是这两个分支的完美融合。“体被质”犹如“质彬彬”，是诗评质论的最高审美范畴。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诗经》比兴的分类

《诗经》的比兴手法在文学上影响极为深远，引起的纷争也特别多。本文从朱熹有关“比兴”的说法入手，对《诗经》的比兴进行了详尽的分类说明。主要从“他物”与“所咏之词”的关系来分类，介绍了五种类型，既举出恰当的例子，也分析了各种类型的比兴的艺术价值以及时后世文学相关的影响。应该说，本文可以给初读《诗经》的人，尤其是对之感兴趣的读者一个关于“比兴”的全面、完整、客观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