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三个维度——法律、道德与信仰辩证关系的宏观阐述

市民社会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放眼当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启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征程中,辩证地看待配置调和法律、道德与信仰这一市民社会的三个重要维度,是相当必要和必须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清晰表述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宏观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动摇,正确处理衔接好制度、伦理与精神三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调适政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意义深远。     

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刍议

市民社会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从不断发展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可归结出三个层面的核心内容,即市场社会是市民社会的生长基石;社会团体是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婚姻家庭是市民社会的隐性实体。这些要素构成市民社会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其理论内涵和方法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当下“文化时潮”透视市民大众的审美心理

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形态决定了中国市民大众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特征。当下出现的＂文化时潮＂是社会发展的因素,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这一现象,可以透视中国市民大众的艺术审美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市民社会：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中的基点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马克思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继而转向经济学研究来解释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试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及当代价值

葛兰西是西方颇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近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关注也愈来愈热,同时"市民社会"又是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精华所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既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有所不同,又与马克思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有所区别,主要有两层重要的内涵,即"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和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以上范畴葛兰西独到地提出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起到的"堡垒"作用、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以及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依靠力量。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脉络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清晰的形成脉络,即: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契机,哲学原则的确立,初步发展,成熟阶段。本文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浅析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脉络。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与“市民社会”国家观的比较——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市民社会理论贯穿葛兰西国家观研究始终,故称其国家观为"市民社会"国家观。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消亡等方面。葛兰西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国家问题,为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参考,但受其理论缺陷的限制,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观。     

论“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兼论市民社会的三重含义并答杨霞女士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概念,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哲学）等三重维度进行过论证。但是,从《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以更为科学的用语,逐渐替代了、市民社会”概念。这种“市民社会”概念在哲学中的被替代,凸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市民社会是在近代从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是从事物质活动的商品的经济社会。我国从未出现从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市民社会。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以培育,发展和形成我国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组织载体。当然,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冲突,规定着在培育我国的市民社会中,要注意克服其缺陷,用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的人民性调节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和谐发展。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探微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和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并根据当时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点,以物质生产关系为核心,确立了市民社会是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三者相统一的动态系统。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而且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指导。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论市民社会对前苏联政权建立及解体的影响

沙俄时代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市民社会发展无序造成一定的社会混乱,这动摇了沙俄政权的根基,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社会基础.但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前苏联领导人以政权稳定为由消灭了市民社会,建立起集权统治,这为前苏联带来更消极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权统治的弊端,但市民社会的无序发展又加剧了苏联的解体.因此,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是不可缺少的.     

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制度契机

我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但中国市民社会只是初具形态,要从一个初步的正在发展中的市民社会进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国家在市民社会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动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层自治、公共服务社会化、依法治国战略等为我国市民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市民社会对前苏联政权建立及解体的影响

沙俄时代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市民社会发展无序造成一定的社会混乱，这动摇了沙俄政权的根基，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社会基础。但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前苏联领导人以政权稳定为由消灭了市民社会，建立起集权统治，这为前苏联带来更消极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权统治的弊端，但市民社会的无序发展又加剧了苏联的解体。因此，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是不可缺少的。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历程探析——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形成前后

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文章从市民社会同自然社会分离,阐述了黑格尔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阐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市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阐述了马克思之后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历程探析——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形成前后

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文章从市民社会同自然社会分离,阐述了黑格尔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阐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市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阐述了马克思之后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

“市民社会”在西方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理论形态和现实内容,置身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理论先哲们对“市民社会”作了不同的阐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矛盾的概念,它是随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动而不断变化和丰富的,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现实,也就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理论。     

我国市民社会的思考

市民社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契约为运作形式。市民社会的建构对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政治民主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应确认、扶持和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述评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资料,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目前研究的焦点在于:中国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模式;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市民社会理论在我国的兴起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诉求,其在学术界的论争中不断走向成熟,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先导。     

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伦理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国家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定力量,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本质是物质生活领域,创建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国家观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问题。针对鲍威尔只批判基督教国家而不批判"国家本身"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从基督教国家到现代政治国家凸显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同时也看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这种限度导致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内在缺陷,即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实质是真正意义上的的基督教国家。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政治国家必然会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现代政治国家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目的。于是,马克思从对现代政治国家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进一步引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