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光体”的形成

同光体的得名过程与命名的内涵过往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颇与缺失，从基本史实出发，探求同光体得名的原因以及所包蕴的时代文化寓意，分析同光体流派形成的时代气运、家族文化、个人倡导、地域渊源，将有助于理解同光体生成的历史原因。     

“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     

论西南硕儒郑珍诗歌中的“不俗”精神

历来学界论道咸宋诗派及同光体之“不俗观”，往往多从诗学理论的角度阐发，其中尤以何绍基、陈衍等人的诗论为主。事实上，作为被后世同光体诗人追封为“鼻祖”的道成诗人郑珍，其《巢经巢诗钞》的创作，恰是其“不俗观”最为活泼、生动的诗性载体。表面上看，郑珍的思想称不上理论与系统，但这种“在创作中见主张”的形式，不仅更符合诗人的身份气质，也显得更有血有肉、气韵生动，包孕着更丰富的生命体验与人文情怀。     

同光体诗人的荒寒之路

“同光体”开创了一条诗歌创作的“荒寒之路”，维护了中国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重在探究同光体诗人作为文化精英守望古典诗歌的心路历程，剖析他们在坚守古典韵致的同时所流露的承担的痛苦，试图对同光体诗人作心理层面的解读。     

简析《诗归》对竞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朱耷名义考——朱耷史事丛考之二

明宁藩弋阳王孙"朱耷"之名,既非其谱名,亦非其奶名或小名,更不似其庠名,人云亦云,传呼近三世纪,其得名缘起,竞乏人问津.今检得明遗民方文<西江游草>载"僧嗒然"诗事,为八大山人与桐城方氏尤其是方以智关系的突破性研究及"朱耷"其名破天荒式解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契机;而<庄子>两晋司马彪"失其所故有"佚注,则为彻底解读"朱耷"得名颠末与音读义蕴,提供了文字学、文献学的可靠证据.     

论“钟谭体”的形成

晚明文坛．竞陵派裔承公安,却又在师心中寻求古人之精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竞陵派在政治糜烂时代对文学革新的探索。竞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前后期领袖,故又号“钟谭体”,其形成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钟、谭的订交;《诗归》的编纂;钟、谭的交游。     

刘长卿诗中“芙蓉山”考略

唐代诗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诗中“芙蓉山”地处何方一直成谜。据史书记载，湖南宁乡古代有两座芙蓉山，以大、小而区分。小芙蓉山即今青山桥镇境内的芙蓉山。大芙蓉山横跨宁乡、安化两县，其东在宁乡县黄材镇，现名城墙大山，其西延伸至安化县境内。大芙蓉山历史比大沩山还悠久，远古时期称青羊（阳）山，山下曾出土了举世闻名的青铜国宝——四羊方尊。刘长卿诗中“芙蓉山”，是指大芙蓉山，今青山桥镇的（小）芙蓉山相传因刘长卿在此作该诗而得名。     

《毛泽东诗词鉴赏》和《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检评

这两部书，有两个共同致命之处：一遵从根本没有的“诗无达诂”的谬说。依马列主义原则，事物是可知的，信“诗无达诂”，就是说诗不可知了！二坚持“凡是”，“凡是”就是教条，教条当然也就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了！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海滨区北三环西路，原名觉生寺，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落成于十二年冬，因寺内悬有一口明永乐年间所铸大钟而得名“大钟寺”。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字字痛刻骨,一洗艳与冶—论同光体诗人夏敬观

夏敬观为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专学梅尧臣,为同光体之后劲。其诗歌理论重学问,主张学古求变。诗歌抒发了对苦难现实的愤慨,诉写其内心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愤慨。其诗学梅一端,格调多类香山,命意之凄苦则类孟郊, 向往“由奇造淡雅”的境界。     

论梁启超的欧西学理诗

梁启超有相当部分诗歌具有西方文化的学理性特征,抒写了西方社会科学、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旧形式、旧风格在继承中求变通,甚至自创新体,对新语名、新名词的使用有节制而又很灵活。他引“西学”入诗更多的不是从器物层面上,而是从文化制度层面入手。受他欧西学理诗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的创作潮流,诗歌的“新意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海德格尔的“物”看里尔克的“物诗”

学术界一般认为，里尔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观表现的诗歌，中期的“物诗”，后期存在论意义的诗歌。值得注意的是，“物诗”中的“物”不在象征，也不在物的客观描绘，而是抵达物的本质。本文借鉴海德格尔对“物”的独特阐发，从物之为物、物与人、人之为人几个方面把握里尔克的“物诗”。     

钟嵘诗评文质论

“”与“质”的本来涵义是：“”谓饰，质谓质朴，它的原始形态，是早期儒家学派论夏、商、周三代化历史形态之简要表达。周、秦以降，沿着品人和论世两个分支发展。钟嵘《诗品》论诗，是这两个分支的完美融合。“体被质”犹如“质彬彬”，是诗评质论的最高审美范畴。     

司空图诗论与张彦远画论

中国古典美学向来就有强调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相互补充与融合的传统，即所谓“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画交融的特点在神韵派诗歌及文人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司空图为神韵派诗论的开创者，他的诗歌理论以道家美学为基础。而“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流派当然是‘南宗文人画”。南宗文人画亦以庄禅美学为其艺术理想的基础。     

秦岭考略

秦岭古称南山,《诗经》有“节彼南山”,《禹贡》你“终南惇物”,《山海经》亦称“南山”,等等。根据历史载籍,南山之名,由来已久。秦岭之名,大概为后起,始见于《史记》,谓“秦岭天下之大阻也”。秦汉而后,特别经过韩愈贬潮州诗,“云横秦岭家何在”,秦岭之名,随韩诗而远扬。有的研究者,说“秦岭之名、乃外国学者所定,而并非吾人习用之名”,征之历史事实,此说值得考虑。南山亦称终南山,左传有“终南九州之险也”。东方朔有“南山天下之阻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说:“盖终南脉起昆仑,尾衔嵩岳”。到了清朝同治年间更有毛凤枝著有《南山谷口考》,“东起潼关西至宝鸡,凡南山谷口北向者,得一百五十”,正是陕南秦岭的山地。有的研究者,则说:“陕南一带山脉,吾国典籍中,向来似无总名”,征之历史事实,此说值得研究。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有诗为证”：从被批判到被理解

在对待通俗小说“有诗为证”这一文学传统时,批判与肯定并存.就批判而言,从明代至清中后期,批判核心在于两点：一是诗词质量低下;二是诗词与小说情节的关系不够密切.清末以后,批判点主要集中在程式化的创作方法、引诗炫才这两方面.就肯定“引诗为证”而言,从通俗小说的自身特点、诗词的源头、价值等肯定诗词对小说情节设置的作用、对小说文体形成的作用、对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等方面做了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小说观念的转变,“有诗为证”这一文体特征与文学现象逐渐为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