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兴衰原因探论

杂剧在有元一代获得蓬勃发展，迅即进入峰巅状态。但是随着杂剧中心的南移，杂剧也由兴盛走向了衰落，在同南戏的竞争中，终于为南戏所压倒，元代杂剧的兴盛繁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特殊爱好，也有赖于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还有赖于思想文化政策的宽松开放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也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杂剧在后期逐步趋向衰落是因为元蒙统治者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及科举制度的恢复又使文人对统治阶级产生了幻想而致力科举进身，加上杂剧中心的南移失去赖以生长的土壤，同时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有限体制及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说白的表演模式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戏剧矛盾的展开，最终就被不限折数、角色都能唱的南戏取代了其中心地位。     

一回惆怅一沾巾——试论元杂剧《赵氏孤儿》

中国古典戏剧的主要形式——戏曲,经历了周秦以来的长期孕育,在唐宋时期已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发展到元代,便进入了我国戏曲发展中的第一个繁盛阶段,出现了元杂剧。在今存的众多元杂剧中,悲剧占有很大比重,象《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都是元杂剧悲剧的上乘之作。“元曲四大家”中的前三家都写过不少悲剧作品。元杂剧的悲剧作品多姿多     

各还命脉各精神--元杂剧女性形象类型抽样分析

北曲杂剧创作的最辉煌的时代在元代，因成就杰出而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本文通过对元杂剧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揭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对前代文学形象的超越以及形成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社会原因。     

元杂剧兴衰原因探论

杂剧在有元一代获得蓬勃发展 ,迅即进入峰巅状态。但是随着杂剧中心的南移 ,杂剧也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在同南戏的竞争中 ,终于为南戏所压倒。元代杂剧的兴盛繁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特殊爱好 ,也有赖于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还有赖于思想文化政策的宽松开放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也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杂剧在后期逐步趋向衰落是因为元蒙统治者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及科举制度的恢复又使文人对统治阶级产生了幻想而致力科举进身 ,加上杂剧中心的南移失去赖以生长的土壤 ,同时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有限体制及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说白的表演模式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戏剧矛盾的展开 ,最终就被不限折数、角色都能唱的南戏取代了其中心地位     

二十世纪元杂剧的文体研究

王国维和吴梅是20世纪戏曲学的奠基人，他们对元杂剧的文体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王国维提出了“真戏剧”的观点，吴梅对元杂剧声律曲谱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深入讨论元杂剧的结构模式、脚色配置等元杂剧外在文体特点。董上德着重研究元杂剧文体的内在特点，认为元杂剧是不同于一般文学的“活文学”。关于“四折一楔子”结构模式形成的历史因素的探讨和脚色、宾白、科泛的研究贯穿于整个20世纪元杂剧的研究过程。     

论关汉卿杂剧的时间处理

舞台时空问题是戏剧艺术的灵魂。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在表演形式和作品结构方面,之所以差别这么大,本质上是由于对时空处理采用不同方式所致。追溯中国戏曲的时空处理方式,理所当然的首先是对元杂剧中时空处理的研究。虽然南戏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戏剧样式,但总体上还比较粗疏幼稚。而元杂剧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首推关汉卿。在元代众多杰出的杂剧作家中,关汉卿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名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乃至当代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他多产而高质的剧作、作品中表现出的高超的编剧技巧、作品思想内容的进步性,都代表着元代杂剧整体创作的发展,达到了辉煌的历史顶点。     

明初杂剧思想内容和形式特点

元代是戏曲昌盛的时代，它达到了杂剧的顶峰。明代杂剧继承了元杂剧的余脉，但走上一条不同于元杂剧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国戏曲史增添了一抹异彩；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明代三百多年问，杂剧作家共计一百二十二人，作者有姓名可考的其作品达三     

浅谈道教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道教与中国戏曲的形成、成熟和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主要是在戏剧形成之后，特别是在戏剧繁荣鼎盛的元代，佛教已是强弩之末，而道教却继续发展，且势力远比佛教要强大。它不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了一代戏曲的创作。     

中国古代贵族的传统戏剧观

中国贵族的品评属于一种“泛品评”。虽没有足够的明确性但表达了社会上层对戏剧的评价和观念，其戏剧观往往渗透、影响到戏剧发展本身及其他各阶层的戏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戏剧的整体风貌。他们的批评主要分为“公众性品评”和“个人性品评”。“公众性品评”关注戏剧的社会公众效应，旨在树立观念范式，以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批评最终目的。“个人性品评”则以个人喜好为出发点，以个人情趣是否与戏剧契合作为品评切入点，不关心社会公众效应却能表现出个人真心实意。本文以元杂剧为例分析各时代贵族的戏剧观。     

试论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元杂剧是元代一种新兴的综合性艺术,它通过舞台角色的歌唱、宾白、舞蹈、科介的表演及音乐的伴秦,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在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以及剧作家所站的思想高度方面,都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揭开了文学史、戏剧史的新篇章。因此,元杂剧正如唐诗、宋词一样,作为一个时代灿烂的文学艺术高峰而载出文学史册,成为不可企及的艺术典籍而光照后世。在元代,在不到一     

元杂剧中的苏东坡

元杂剧是一种世俗化的戏剧表演艺术,元代文人透过特殊的审美视角,选取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创作,东坡故事在元杂剧中的重构算是一例,剧作家们善于抓住要害,对东坡与佛印、东坡与荆公的故事加以敷演,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东坡形象,升华了东坡故事在特定历史文化空间呈现的价值意蕴.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     

古典戏剧艺术三题

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散文、诗歌高度繁荣后才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因为有了诗歌创作丰富经验，所以古典戏剧艺术成就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已臻极致，古典戏剧艺术主要表现在“主脑”，“关目”与“语辞”三个方面，这些成功艺术技巧不仅使我国古典戏剧达到辉煌的创作高峰，也为现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诗学》理论解读元杂剧“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理论范畴的两个重要概念术语,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以元杂剧为具体考察对象,就元杂剧中“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予以粗略探究。     

论元代咏史散曲

元代咏史散曲是我国古代咏史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我国咏史诗继唐之后的又一发展高峰，但人们对它的专门研究却很少。本文分析了元代咏史散曲兴盛的三个原因：古代咏史诗体发展的结果，元代黑暗社会和高压政策的促成，唐代“温李”诗风的影响；论述了元代咏史散曲发展为继唐之后中国咏史诗又一高峰的四个特点：作家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概括了元代咏史散曲思想内容的三个主要方面；阐明了元代咏史散曲在中国咏史诗发展史中的地位。文章弥补了中国咏史诗研究上的不足。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元代的士子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士子的形象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士子类型比较单一,大多描写士子贫困潦倒、身世飘零、入仕无望的悲苦和绝望。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士子形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主要与元代的科举制度有关。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冷落乃至废除直接影响了士子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论悲剧历史剧《赵氏孤儿》

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是元代四大悲剧之一,被认为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杰作。这个充满强烈复仇思想的历史剧,围绕着存赵与灭赵、救孤与灭弧这一焦点,歌颂了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剧本结构严谨完整,以赵氏孤儿及存孤救孤的斗争为纵线,巧妙地安排了戏剧冲突相对集中的横断面,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赵氏孤儿》是我国第一部被译成外文并广为流传的元杂剧作品。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时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