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扩散：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探讨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内在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知识共享、环境动荡性对上述作用过程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基于279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在直接促进技术创新扩散的同时，也通过加强知识共享来间接地促进技术创新扩散；环境动荡性，即技术动荡性与市场动荡性均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对技术创新扩散的促进作用；环境动荡性较弱的条件下知识共享对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扩散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家长式领导与制造企业员工工匠精神：工作卷入和团队积极情绪氛围的影响

自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工匠精神”一词以来，如何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引入广泛存在于中国管理情境中的家长式领导，构建一个跨层次作用模型，探讨包含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威权领导3个维度的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工匠精神的具体作用机制。对103个工作团队的领导和员工进行调查，获得434份配对数据，借助HLM、SPSS、AMOS等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发现：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工匠精神，威权领导显著负向预测员工工匠精神；员工工作卷入在仁慈领导、德行领导与员工工匠精神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威权领导与员工工匠精神的负相关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团队积极情绪氛围正向调节仁慈领导、德行领导与员工工作卷入的正相关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相关管理实践提出了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称之为“两大产业”)的产业协同集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IV-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以探究两大产业的协同集聚对GTFP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两大产业协同集聚还没有发挥出正外部效应,其对技术创新和GTFP还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创新是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影响GTFP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在目前,两大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从而抑制GTFP的提升;受不同地区差异性影响,在中介效应检验中,我国“北京等10个省(区、市)”等3个地区的检验结果各不相同。为促使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和GTFP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从加强跨区域联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生态战略与创新效率关系：基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引入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探究创新生态战略通过创新生态网络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生态战略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生态网络在创新生态战略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调节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构建了创新生态战略向企业创新效率转化的中间机制,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     

价格管制环境下的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国际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支出的存在性、具体作用机理及其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国内微观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部分是通过降低企业新增银行信贷资源的中介渠道来产生影响。2009年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拓展性分析表明,随着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国际油价波动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变得更为显著。     

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数字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信号理论，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企业标准联盟网络位置通过标准化能力影响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网络多样性在上述作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利用2013～2021年我国ICT产业中参与标准联盟网络的企业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标准联盟网络位置正向影响数字创新，标准化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网络多样性不仅正向调节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标准化能力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标准化能力在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数字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拓展了标准联盟网络与数字创新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构建合适的标准联盟网络进而实施数字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互联网应用、信息连通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信息化、数字化的新特征,构建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模型,分析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影响,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使用互联网对于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连通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互联网的信息连通中介效应对消费品制造业企业显著,而对工业品制造业企业不显著;与用户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探索信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获得“连接红利”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错配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系统测度与实证关联

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简称人力资本贡献率）分析框架，对2005~2018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30个样本省份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和人力资本贡献率进行系统测度及演进态势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及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产业集聚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错配趋于缓解，但演进态势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为趋于改善、反复波动、不断恶化的事实特征；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区分配置不足和过度两种错配类型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均不同程度地矫正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效应，而制造业集聚会强化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在学理上丰富和完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相关问题及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组织道德气氛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组织道德气氛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规则型道德气氛对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而工具型和关爱型道德气氛分别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工具型道德气氛显著地负向影响组织信任,关爱型和规则型道德气氛则显著地正向影响组织信任;组织信任在工具型和关爱型道德气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分别具有完全和部分中介作用。     

技术动荡环境下的企业创新：基于组织冗余与学习的双重视角

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引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探索了企业可支配冗余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技术动荡性所起的调节作用。基于258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可支配冗余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对可支配冗余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同时，技术动荡性对可支配冗余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也受到组织学习的中介。最后，提出了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兼论产业集聚与要素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将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两类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集聚、要素市场化同时纳入要素错配分析框架，基于中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之外的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和要素市场化，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均在不同程度上矫正了中国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比较而言，两类基础设施对劳动力错配的矫正作用均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国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过度地区，而在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不足地区不显著；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以及要素市场化，均在两类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中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     

创新战略、高绩效工作系统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关系机理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战略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企业绩效变动的外生变量,但在大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否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198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激励实践的正向中介效应与公平实践的负向中介效应显著,招聘与培训实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注重激励实践的员工管理作用对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协同效应。     

创新战略、高绩效工作系统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关系机理

创新战略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企业绩效变动的外生变量,但在大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否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198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激励实践的正向中介效应与公平实践的负向中介效应显著,招聘与培训实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注重激励实践的员工管理作用对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协同效应。     

职场辱虐螺旋效应的交叉滞后研究

辱虐管理作为典型的消极领导行为，对上下级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单向和静态视角展开研究，忽视其持续性特征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加剧双方“一报还一报”的负向互惠关系，进而将辱虐管理推向一个累积的漩涡之中。基于负向互惠理论和羞耻理论的双重视角，以上司羞耻感为中介变量，以369名领导者为对象，采用为期半年的交叉滞后纵向设计，检验了辱虐管理、上司羞耻感与自我损耗的因果循环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潜变量3个时间间隔的自回归效应之后，辱虐管理与上司羞耻感存在交叉滞后关系；上司羞耻感与自我损耗存在交叉滞后关系。研究表明：在负向互惠关系的支配下，辱虐管理行为诱发上司的羞耻感，在内向累积机制的作用下产生自我损耗；自我损耗后效进一步强化上司羞耻感的积累，最终突破情绪调节动机的束缚，在外向发泄机制的作用下变本加厉地实施辱虐管理，从而在职场中形成一个恶性的“辱虐螺旋”。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辱虐管理的纵向和双向视角的研究，同时也警示管理者要树立系统管理思维，避免将辱虐管理变成维护自身权威的手段，以免陷入“辱虐螺旋”。     

政治赞助与空间资源禀赋如何塑造众创空间成果——来自江苏省276家苏青C空间的证据

“众创空间”作为中国情境下新型创业孵化器的一种尝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理念落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许多众创空间仍然面临着成果不佳的问题，基于此，从组织赞助理论出发，着重探究了政治赞助对众创空间成果的塑造作用，并论证了资源禀赋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基于江苏省276家苏青C空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治赞助能够积极影响众创空间绩效，且缓冲效应和桥接效应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资源禀赋负向调节了缓冲效应对众创空间绩效的塑造作用，正向调节了桥接效应对众创空间绩效的塑造作用。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理解众创空间成果的政治前因，对通过政策设计积极赋能创客空间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服务型领导与团队绩效:基于社会交换视角的解释

目前文献中对于服务型领导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层面, 在团队层面将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过程看成是团队成员间的交换过程.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机制, 尤其是领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团队差序氛围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 服务型领导与团队绩效显著正相关, 领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团队差序氛围对服务型领导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告诉团队领导者, 不仅要通过塑造自身的服务型领导风格来实现对团队差序氛围的替代作用, 同时还要善于为团队成员营造一种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的感受, 从而提高团队绩效.     

技术和市场双重不确定性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绩效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及其经济绩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绩效的概念模型,并以调查问卷获得的302家工业企业信息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会通过技术升级（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来改善其经济绩效。技术的不确定性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的不确定性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反之不成立。同时,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边界,只有在这个边界范围内才具有调节作用。上述研究对于深化绿色技术创新过程认识及政策设计优化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