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战略、高绩效工作系统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关系机理

创新战略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企业绩效变动的外生变量,但在大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否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198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激励实践的正向中介效应与公平实践的负向中介效应显著,招聘与培训实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注重激励实践的员工管理作用对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协同效应。     

创新战略、高绩效工作系统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关系机理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战略是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企业绩效变动的外生变量,但在大国转型经济背景下,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否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198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激励实践的正向中介效应与公平实践的负向中介效应显著,招聘与培训实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注重激励实践的员工管理作用对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创新战略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协同效应。     

协同创新企业知识势差与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协同创新企业知识势差与知识转移绩效影响模型,运用数理证明和仿真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了知识势差对知识转移绩效的作用机理,探讨了影响二者关系的关键因素,为协同创新企业选择和知识转移投入提供依据。研究发现:激励因子和知识理解系数是影响协同企业知识势差与知识转移绩效的主要因素,对协同创新主体合作伙伴选择和知识转移投入策略有着重要影响,增加激励因子和知识理解系数能够增大协同创新企业间最优合作距离,但对知识转移绩效提升作用效果不明显。     

技术多元化、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将吸收能力和知识网络结构嵌入纳入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利用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数据，研究技术多元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多元化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相关技术多元化、不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分别呈正向和倒U形关系。技术多元化通过影响企业现实吸收能力及潜在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起作用。知识网络结构嵌入对技术多元化、不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对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对于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选择、吸收能力提升机制设计和创新知识网络构建与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学习方式、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学习和能力的视角探究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理论推演出组织学习方式(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企业创新绩效和协同创新绩效)的相互关系,并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均对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在组织学习方式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同时,自主创新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协同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得到了验证。最后,提出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互补资源的视角,探求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采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对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对制造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市场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动态性对人力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影响——R&D创新方式和市场竞争的情境效应

针对R&D创新过程中的企业投资价值提升问题，基于2011~2017年间在A股上市的310家企业样本数据，分别以R&D创新方式、市场竞争以及两者的联合为情境效应，探索了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与企业投资价值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突破式创新促进了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与企业投资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渐进式创新起到了相反作用。市场竞争越激烈，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越能促进企业投资价值的提升；市场竞争越激烈，与渐进式创新相比，突破式创新更能促进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企业决策者和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风险资本、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在风险资本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在风险资本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股权激励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风险资本通过高管激励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的风险资本样本中，这种中介作用更显著。与限制性股票激励相比，风险资本更能通过影响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来促进企业创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风险资本对于国有企业创新影响较小，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高管的创新激励小。对高管的创新激励，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     

政策组合对中国光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政策组合视角,运用2015~2019年中国光伏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而言,在创新数量积累阶段,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组合效应为正协同,在创新质量提升阶段,两者组合效应为负协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环境规制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时,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     

民资嵌入国有混企权威配置与经营绩效关系

利用2006~2016年22个省市602家国有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民资嵌入条件下国有混企权威配置、利益分享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民资嵌入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控制权嵌入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所有权嵌入,管理权嵌入影响作用最小;所有权权威配置、控制权权威配置、管理权权威配置均对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国有权威影响作用最大,外部权威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国有权威略低;利益分享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显然各管理层持股所带来的影响作用具有差异,顺序为监事会持股高管持股董事会持股。     

创新主体、创新行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创新链理论的元分析

我国企业与创新链上的产学研、供应商或政府等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如何影响创新绩效?我国企业建立不同的创新结构、采取不同的连接方式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哪些差异?关于上述问题，现有研究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以创新链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来自93项研究的37 257个独立样本进行元分析。研究发现：企业连接产学研、供应链这两类主体与创新绩效是中度正相关，而企业连接政府与创新绩效是低度正相关；企业采取点对点和网络的结构方式及合作的连接方式与创新绩效是中度正相关，而采用交易的连接方式与创新绩效是低度正相关。区域和行业调节企业连接创新主体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行动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企业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路径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政府扶持与企业创新

为深入考察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与内在机理,本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的研发补助政策和税率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双重效应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兼具“前期激励”与“后期奖励”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而税率优惠政策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持续且平稳的研发补助额度、企业经营地理分散化和外部创新环境显著强化了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本文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内在动机和潜在机制的忽视,还将研究视角由“政府之手”扩展到“市场之手”,对政策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逻辑链条进行了必要补充.本文研究揭示了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实施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府扶持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基于探索式创新的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

探索式创新对制造企业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围绕知识基础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了基于探索式创新的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并分析协作研发广度和深度的调节作用.利用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123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型和创造型知识整合能力均与制造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     

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的信号传递效应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政府补贴传递了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战略方向和政府政策倾向的信号,是促进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工具。采用2009~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造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投资函数、融资函数、生产函数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长期来看其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该信号有助于债务融资和风险投资的增加,缓解融资约束;创新能力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对象;小而新、国有控股的企业接收补贴信号后相对更重视创新投入;经济绩效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创新投入和债务融资,却抑制风险投资的增加。     

中小企业营销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

营销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学者对营销创新的研究较少。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营销创新划分为观念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程序创新三个维度,构建了营销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理论模型,以125家中小企业为实证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营销创新及其各维度对企业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营销观念创新对成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产品创新对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营销程序创新对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资源行为视角下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新创企业成长要兼顾生存和长久发展两个重要战略目标，机会导向的短期获利性和创新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性都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从资源行为视角，探讨两种战略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战略匹配理论，以网络嵌入和资源拼凑为中介变量，市场潜力为调节变量，构建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205家新创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均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导向的影响效应更大；网络嵌入在机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无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在机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市场潜力正向调节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以及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但在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无调节作用。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服务创新被认为是制造企业获得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效方法。本文研究了服务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分析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在服务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作用。在国际制造战略2009调查项目的支持下,利用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分析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显示,服务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服务价值,而且员工满意度对两者之间(主要表现在渐进性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另一方面,服务价值的提升又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地正向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以顾客满意度为中介产生的。最后,本文对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服务创新提出了实施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